真正的颓废

由于香港的逆权运动(旧名「反送中」),重读了 Ian Buruma 一九九零年写的「The Last Days of Hong Kong」(原载《纽约书评》,后收录于《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其中引述邓莲如李福善的两段话,要是没记错的话我应该在哪个播客里提到过,但并未形诸文字。

邓莲如,一九九零:

跟你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个性太强,不适合民主。他们没有纪律性,如果妳要为民谋福利的话这是相当难办的。日本人当然非常非常不一样。他们是有纪律的民族,所以他们可以有民主。

李福善,一九九零:

香港社会中的人在政治上不成熟。没有普选就等于挡住了一批对社会完全没有任何贡献的人,对于政府形态一无所知的人,被无良政客利用的人。

林郑月娥,二零一九:

香港社会是许多人共同建造的,但他们(按:指反送中示威者)并非社会的持份者。(They have no stake in society which so many people have helped to build.)

Ian Buruma, 一九九零:

香港的文化还不够丰富,产生不了真正的颓废。

Well,要说日本人的话,她们在一九二零、三零年代就有了真正的颓废。也有人觉得比那更早。当「废青」成为贬义词,香港和中国离真正的颓废又远了一些。

延伸阅读:穷人美 vs. 穷风流

Apple TV+

关于 iPhone 11 发布会的想法还在整理,这里想先谈谈买苹果硬件送一年 Apple TV+ 的优惠(单独订是每月 $4.99)。二零一四年在播客里想像过苹果「包养」创作者的未来,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和 Netflix 一样,苹果每年也花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成本投资剧集。目前 Apple TV+ 打算在十一月上线的全都是原创独家剧集,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购买现成的影片库。

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剧集应该不只具有事实上的独家性,还要有内容本身传递出的个性上的独家感。HBO 就是这样一个品牌。她们的节目只能在她们家看,但我们更知道在那里看到的剧集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在这一点上,苹果作为一家内容制作公司的往绩很少也很差,TV+ 需要证明自己和以前不同。可是买硬件送一年的做法矮化了它。试想如果妳去买台电视可以获赠一年的节目,赠品若是 Netflix 或 HBO 可能会欣然接受,但若是电视机厂商自制的节目,可能就会觉得像是运营商「定制」的手机上预装的那堆垃圾软件。

如 John Gruber 所说,赠送的 TV+ 比较像是 Amazon Prime Video(而非 Netflix 和 HBO),一种对忠实顾客的奖赏,一份让妳留在生态圈里的诱饵。苹果的宣传容易让人以为必须拥有苹果硬件才能看 TV+ 的剧集,但正确的说法是拥有 Apple TV 这个 app 就能订阅收看 TV+。在苹果硬件以外,目前在部分三星智能电视上可以下载 Apple TV app,苹果也说未来会增加对「其它智能电视、机顶盒与电视棒的支持」。安卓只字未提,但既然 Apple Music 有安卓版,或许 Apple TV 未来也会有吧。

视频流播和制作对苹果而言是全新的业务。长期观察者都知道,这和她们的基因不大匹配。在这次的发布会开头,Tim Cook 说「把神奇的工具交给民众,她们就会做出神奇的东西」。这一表述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苹果确实发明了不少神奇的工具,但神奇性并不是创作者选择工具的标准。事实上,许多伟大的创作者使用的工具只不过是她手边刚好有的那件或是同行都在用的那件。反过来,获得神奇工具的人们,其作品的神奇性往往并不在于制作品质,而在于对于被体制所噤声的某种特殊欲望的注视。抖音上的视频就是这样一类作品。尽管苹果在企业管理和社会责任层面一直是多样性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在创作语言上她们一直是「优质暴君」。在苹果的世界里,妳不仅应该用高品质工具,也(只)应该做出高品质作品。这一善意但武断的先决条件恰恰就是创作的敌人。

无题 20190909

Joi Ito(伊藤穰一)因为隐瞒已故娈童犯 Jeffery Epstein 的捐款从 MIT 媒体实验室辞职。除了《纽约客》的曝光文章外,曾在实验室工作的学者 Cesar A. Hidalgo 在啁啾会馆伊藤对于西班牙裔的自己实行差别对待,并称他是「靠博客和枪手建立『学术』生涯的假学者」。

伊藤的确不是学者。他是投资人和顾问。二零零八年前后,Creative Commons (CC) 的概念在国内开始流行,他编纂的《Freesouls》我也买了一本,里面有张很帅气的坂本龙一照片。那个年代,光是拥有 Flickr 账号并用 CC 授权发布照片,似乎就证明了妳是文化进步派。围绕着那本书聚合起来的一些名字后来大都各奔东西了。

当时的伊藤和 Lawrence Lessig 等人力推 Creative Commons。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对于传统的版权观是一种补充,但十年之后,我们并未看到太多重要作品以 CC 授权放出。至于伊藤等人宣扬的「自由文化」和「共享」,那从来都是庶民自发借互联网之力创造出来的崭新文化范式。始自六十年代的邮件艺术风潮就是这种文化范式的先驱。CC 意在为这范式提供一种法理和权利基础,可惜并未成功。伊藤等人的行为,用今夏常见的话形容,可以算是一种试图「造大台」的「骑劫」。这很可能是好意,但依然难以成立。无大台的时代从那时已经开始。共享行为和自由文化都不需要论述来推动。

我不是无大台主义者。但我的确反对某些人一见互联网上有什么小波澜,就迫不及待地总结出一套论述,期待有朝一日维基百科上会将荣耀纳入她的名下。这是对互联网和庶民缺乏信心的结果:光是妳们自己自发搞搞是不行的,师出要有名,名正则言顺。有趣的是,在 Hidalgo 的话里,也流露出对于「博客」和「脱口秀」的鄙视。不入流。不是话语圈的一部分。不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建制中人很多如此。科技圈最鄙视博客的当然是苹果,乔布斯教她们的。而这也最荒诞。博客是苹果的好朋友。在 Mac 上写博客最舒服,读博客也最舒服。关于苹果的博客最多,而且它们大部分直到今天还有很好的 RSS 支持。苹果向主流民众传递信息大可依靠王牌杂志、电视台以及自己高度控制的发布会,但博客在苹果和重度用户之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谈 open web,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谈博客。老爵士乐迷想起六零、七零年代,眼前浮现的会是《Down Beat》杂志;再过二十年,我们想起全盛时期的苹果,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一个个博客介面。

‘Young, brave and vulnerable’

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示威者,痛恨者有之,敬服者有之。敬服者多是因为她们为信念与理想牺牲的勇气,以及在抗争实践中的进化能力。而此处有一种虽同为敬服,但实则相当不同的声音。Ian Miles Cheong 九月三日在啁啾会馆(Twitter)发了一段《苹果日报》视频,点评说其中的示威者如何用液态氮对付催泪弹,「看看化学系毕业生是如何对抗暴政的。」执笔时,视频播放量高达百八十万,转推者三万四千,点赞者逾十万。

如此刻身在现场的 Zeynep Tufekci(《啁啾会馆与催泪弹》作者)所说,示威者用的是水,不是液态氮。但这并非简单的科学细节错误,而是关乎媒体和民众如何呈现、如何看待示威者。Tufekci

……我看到很多极右翼有类似的错误说法,并且开始讨论「亚洲人智商高」。所以这并非单一的错误,而是一种思维模式。此外,对于这些年轻人也不公平。她们需要的是有志一同,而非顶礼膜拜。

以及

……所有那些被疯传的东西要么就是宅男的幻想,更糟的则可能是极右翼在炮制有关智商和人种的妄言。香港示威者是勇敢的、年轻的、也是孤立无援的。

当看着《生活大爆炸》长大(十二年前开播)、将「聪明即性感」挂在嘴边的人们接受了把香港示威者呈现为高智商/高技斗士的论述后,示威者就会得到她们的崇拜,而不是同情与支援。Tufekci 点出的「孤立无援」非常重要。没错,有中产市民主动开车接载那些由于公共交通被关停而困在路上的示威者,有年届花甲的老人上前线试图保护年轻人,支援反送中的众筹活动能在两小时内筹集百万美元,但示威者依然是脆弱而孤绝的。她们的体脂含量可能和警察差不多,但那不是因为她们和后者一样也练就了六块腹肌,而是因为她们中的很多人骨瘦如柴。她们是面对力石彻的矢吹丈

(另,中国人里,看到她上面的话第一反应是「亚洲人难道不是智商高吗?」的比例有多少?)

高音质单声道 vs. 低音质立体声

我不知道 Daniel Eran Dilger 多大。一九九零年之后出生的人只用手机和「智能音箱」听过音乐也并不奇怪。若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能说出「HomePod 是立体声音箱」这种话。

不必讨论概念问题。近几十年乐坛在小范围内有单声道回潮的现象,有些六零年代的唱片再版时会同时收录每首曲子的单声道和立体声版,比如这个版本的海滩男孩《宠物声音》(The Beach Boys’s Pet Sounds)。用 HomePod 比较一下两版,再戴上耳机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所有耳机都是双声道立体声)。在 HomePod 上听是没有实质区别的。

无论录音本身是立体声还是单声道,单独一个 HomePod 播放出来的就是单声道音乐。这很容易习惯。但有趣的是近年的 Mac, iPhone 和 iPad 都在不断改进双声道立体声。一路用下来的朋友应该都会发觉这些设备的内置音箱播出的双声道立体声比其它大部分立体声设备「更立体」(iPad 和 iPhone 要横过来听)。这主要体现在声音的左右分离感和空间感更强,有时甚至会有人头录音的幻觉。也就是说,苹果最高级的音箱大部分时候是作为单声道设备使用,但其嵌在其它设备中的双声道立体声音箱却在不断强化双声道概念,而后者的用户数量显然远远超越前者。被营销人员划定为更在乎的音质的客户很可能生活在单声道的世界,反倒是不那么在乎的人每天在用耳机或内置音箱听立体声。

(关于单声道的好处可参考这一集《一天世界》播客。)

一九九九年的啁啾会馆

二十年前的八月廿三日,最早的博客系统「Blogger」上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博客在初期是没有标题的。看看这位朋友贴出来的早期 Blogger 介面,谁能说它不是啁啾会馆(Twitter)呢?所以 Evan Williams 日后去做啁啾会馆其实只是重新做了一遍当初的 Blogger。

博客更自由,但前提是妳自己租服务器托管。这件事难度不高,但心理门槛依然不低。如果 Blogger 在用户活跃度上日日攀升,它最终也会变成今天那个充满限制的啁啾会馆。

所以为什么不自架博客?文人毕竟有独立办刊的传统。掌握自架博客的技术一定比掌握杂志出版的整套技术来得简单,不是吗?现在想来,可能不是难度问题,而是一种彻底的范式转换。独立办刊的世界其实就是今天的新浪微博世界,一群仝人和她们周边的人构成了熟悉的读者圈子,要打笔战也都是知根知底的。相比之下,博客的匿名性太可怕。

重新评价乔布斯

我对大部分事情的观点都和主流不同。随着年龄增长,比较愉快的一件事就是可以看到各种人事物被重新评价。Steven Sinofsky 这篇Bicycle for the Mind让我想到:什么时候轮到乔布斯?

乔布斯对于人类的贡献已经盖棺定论,不可磨灭。但我的疑点恰恰就在于这句 bicycle for the mind。

据 Sinofsky 文,乔布斯早在一九八零年就把个人电脑比作「大脑的自行车」。推举这句话的人很多,但我不太确定人们对它的理解是否一致。这个比喻来自《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一篇文章。作者对比了人和若干种动物和交通工具的运动效率,结论是骑自行车的人效率最高:每克重量每公里仅耗费大约 0.15 卡路里。如文中图表所示(这里可以看到),这一效率不仅高于所有动物,也高于汽车和飞机——虽然速度上自行车无法和机动交通工具相比。换句话说,所谓大脑的自行车并不只是说电脑作为工具扩展了肉身机能,而是说它以最经济的方式扩展了肉身机能。在简体中文世界,「自行车」的译法已经约定俗成,但我们当然都知道 bicycle 并不是自动行驶的。或许台湾的「脚踏车」一词更加合适:和汽车不同,在使用自行车这件工具时,人的肉身依然要负担相当程度的劳作。

从这个意义上去考察乔布斯为电脑所做的事,就会得到新的视角。在一九八零年,只有会编程的人才能用电脑,这被乔布斯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九八四年,苹果在他的领导下通过 Mac 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目前为止电脑史的标准叙述,但不是唯一的一套。Alan Kay 这位在智识上哺育了乔布斯和苹果的电脑先驱,对于一九八四年以降的电脑史并不满意。本站的长期读者对此应该并不陌生。

如果我对于大脑脚踏车的理解和乔布斯一致,那么就要问问为何信奉此道者会觉得让不会编程的人也能用上电脑是一件好事(除了对于卖电脑的人以外)。二零一一年,Stanislav 在「为什么 HyperCard 必须死?」里已经问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链接来自原文):

HyperCard 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回声。在那个世界里,「用电脑」和「编程」的界线模糊到近乎消失不见。个人电脑在那里不仅仅是一台昂贵的可视电话,而是一台大脑放大器。苹果用高墙围封的美丽花园在那个世界里是没有地位的……乔布斯把苹果引回了最初的理想:把个人电脑做成消费型家电,一个强行维系着非常传统的卖家/买家关系的黑箱。

据闻乔布斯曾说他想把个人电脑做成「大脑的脚踏车」。但他卖给我们的其实是一辆(相当舒适的)火车。和所有火车一样,它只能驶向铺好了路轨的地方,要去别的地方就先得有大量的劳力和汗水付出(而且这些劳力最好还是从 Cupertino 找)。

这些观点在今天应该不难理解,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不过乔布斯的电脑观里还有另外一些基本立论在今天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例如「当每人都拥有一台电脑时就会出现非常特别的东西」,这在 99% 的人都只会嘲笑「一人一电脑」的时代显得超前,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不假思索地对那「非常特别的东西」给予纯然正面的理解。无论从精英主义立场还是 Dynamicland 的立场出发,都是如此。这里的问题并非「一人一电脑」本身,而是「电脑应该是什么」。这也是 Alan Kay 几十年来关心的问题。他和乔布斯都认为电脑应该是广义的书写工具,但乔布斯对于书写的理解非常保守。这种保守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苹果的商业成功?而是否只有当 Kay 的理想实现了之后,电脑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脑脚踏车?

现在翻案为时尚早。在「人人自己编程」和「App Store 里总有一款适合妳」这两极之间有很多复杂的状况和因素,并不是非此即彼。此外,Mac 在今天也确实依旧是程序员爱用的工具——虽然她们也会承认上面那个火车的比喻相当准确。但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重新思考乔布斯和苹果:不只思考他们为人类带来了什么,也思考他们虽然暗示了、但未能交付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朝着那被暗示的方向继续前行。

如何看待链接打不开?

有时我发出一个在中国无法访问的链接,总有朋友跑来告诉我说打不开。对此,我的统一回复如下:

可能因为您的公司、学校或政府封锁了它。

打不开并不是她的错,这样回复可能显得生硬、做作甚至无礼,但我依然觉得这是更好的回复,原因如下:

一、这是事实。不论几率多小,读者都确实有可能正在用一个限制了外部网站的公司网络或校园网络。或许她直接切换成 4G 就万事大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充足的 4G 流量;

二、这样比较准确。墙这个概念是中性的,但 GFW 不是中性的,用「封锁」这一负面词汇形容它更加准确;

三、不针对政府,而是针对一切体制。当公司或学校封禁某些网站时,人们比较容易用「维持生产/学习效率」或「保护未成年人」为理由为之开脱。这背后是成年人的懦弱、愚蠢和狂妄。在学校和公司这些体制里,她们明明站在妳面前,却没有能力从千里外的一台服务器上把妳的注意力抓回来。而她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封禁那台千里之外的服务器,美其名曰是在保护妳、保护生产力。事实上,正是由于有她们存在,妳和生产力才需要被保护。You need to be protected from them, not by them。

漏光

John Siracusa 有新文章通常都会第一时间读,惟这次的,在 Reeder 里的预览出现了《壮志凌云》(Top Gun)。电影实在乏味,于是几天都没点开。

但他没有让我失望。几十年前翻看电视指南杂志上的一句对《壮志凌云》的评价让他记到今天:

战争被矮化成了 MV。(Trivializes war by turning it into a music video.)

这自然不是「影评」,只是电影指南手册上的豆腐块文章,纯粹的功能性指引,长度往往不超三句话,大都是对剧情和事实的陈述。不想这里却突然跳出一个,alas,放在今日中国无疑要被指为「夹带私货」「缺乏专业性」的无名勇士。Siracusa 说:

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知道多年来那本电视指南周刊里还藏着多少类似的妙语。但这个小小的叛逆行为给了我很多启发。它让我知道,细炼的文字可以让人们从俗世和思维惯性中脱轨。它告诉我,无论看上去多么沉闷的工作都可以是自我表达的场所,也都可以呈现出品质的光辉。

这个例子马上让我想起香港国际电影节每年的观影手册。虽然只是购票指南,本质上属于产品目录,但那上面的豆腐块电影简介文字一直都被有心人视为逸品。和 Siracusa 的例子不同的是,我们多少还能追溯出它的创作源头——那文字风格是迈克当年奠定的。(今天似已完全堕落。)

有人问,反送中示威者喊出「光复香港」的口号,究竟想把香港光复到哪去呢?对我来说,就是光复到一个即便是纯粹功能性的导购手册文字也能让人心心念念的时代。那里,在高度商品化社会大量专业乾货的缝隙间,总有会犯规的人漏出一点濡湿的「品质光辉」。

可怜的言论自由

《经济学人》刊载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在全球被打压的稿子。当我们看到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骂「港独」(她们骂的人大部分并不主张香港独立),甚至动辄施以人身威胁时,知道这种行为是全球潮流的一部分,不知能否算是一种暗黑色的安慰。

文章似乎要付费才能读,要点如下:

  • 埃塞俄比亚六月军事政变时,政府关掉了整个互联网,导致 98% 的人无法上网。一年前新总理 Abiy Ahmed 上任时释放记者,解封网络,结果种族清洗言论在社交网络上大行其道,三百万人流离失所,许多埃塞俄比亚人支持政府剥夺鼓动暴力者的言论自由;
  • 埃塞俄比亚用来监听和审查的电子设备大部分是从中国采购的;
  • 印度政府今年已经第五十一次关闭了克什米尔地区的互联网;
  • 二零一八年全球至少有五十三位记者被谋杀,犯人基本都没抓到。《华盛顿邮报》记者 Jamal Khashoggi 被大卸八块的案子依然悬而未决;
  • 批评政府的记者被人肉、骚扰、威胁甚至杀害的例子很多,但还有不少政府收买媒体的例子。在很多国家,政府已经是最大的广告商。有时政府会以牌照许可或合约为筹码,要求商界巨头收购媒体。印度、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和尼加拉瓜都有这种情况;
  • 言论自由在发达国家的命运也相当坎坷。英美部分学生会认为自己有权让她们心中的种族主义者或恐跨性别者噤声,甚至只要是她们认为冒犯性的话就不能说。学者 Heather MacDonald 认为「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令犯罪高发区的警力减少,从而导致犯罪率进一步上升。反对者认为她的观点是在「否定黑人的存在权利」。MacDonald 演讲时要在警察保护下才能安全离场。

谁说中国没有和世界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