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用型播客客戶端 Castro 再次被賣。這回賣給了 Maple Media。據 René Fouquet 報告,新東家馬上改了隱私條款,妳的數據將被分享給數百家數據掮客。我現在很少聽播客,但 Castro 的訂閱一直保留,算是對獨立軟件生態略盡綿力。到此爲止。時代比二零二零年六月更黑了。
我們究竟能相信互聯網到什麼程度?二零一八年,我寫過祖母的照片被誤認爲林昭的事,目前依舊如故。鋼琴家 Arthur Rubinstein 在自傳《My Young Years》中寫過自己兒時的 puppy love 對象 Noemi。網上檢索「arthur rubinstein noemi」可見此圖。翻開 Knopf 一九七三精裝版《My Young Years》第八十頁,這張照片就印在右側頁面。圖片說明寫得清楚,右邊的小男孩是四歲的 Rubinstein 不假,但左邊的女孩不是 Noemi,而是他的表妹 Fanny Meyer。同書第六頁有云:I have a photograph of myself, aged four, taken with my pretty little cousin Fanny Meyer…當然在今天,這個問題就變成了我們能相信 AI 到什麼程度。
Jedi:
風味來自雜質。
技藝就是受控的失控。
這也是爲什麼兒童合唱團的正式錄音往往不如平時彩排或是全員參加的演出精彩,因爲正式錄音只會挑唱得最好的團員參加,結果就是無雜質的聲音質感。荻原健太問大滝詠一,錄音時給樂手的指示是否基本不用樂譜,而是通過口頭哼唱完成。大滝說如果譜子上什麼都寫好了就比較無趣,尤其是日本人,如果指示給得太細,本來有潛力做到 10 的人可能也只能做到 8。但如果大家不確定你要什麼,就得全力以赴。而由於指示模糊,其中肯定也有誤解,最終有人只做到 6,有人做到 8,有人可能做到 12,這種凹凸感正是他要的。(《幸せな結末:大滝詠一ができるまで》,文藝春秋 2026,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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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本站刊「喬布斯的孩子用 iPad 嗎?」一文。日前 David Streitfeld 爲《紐約時報》撰文,談 Mark Zuckerberg、Peter Thiel、Steve Chen 等人爲子女擋道。評論區 Shelley 述九十年代與 Alan Kay 的問答:
——何種電腦軟件最具教育意義?家有兩歲幼女,應購何者?
答:推延方爲正道。踩水窪、玩泥巴、抱公仔。電腦這種事不用急。
#AlanSaidItThirtyYears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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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邊:
消费主义总是能让人特别坚定的相信自己需要某种东西。电子产品屏幕的边框有多宽到底有多重要呢?为什么人可以在今年看到了一个边框细一点的手机,就会突然觉得几年前的自己也认为很好看的旧款突然就不好看了呢?
除了開關按鈕,一個按鈕都沒有。
今天的小朋友無法相信曾經有這樣一條重要的用戶介面設計原則:用來控制各種東西的按鈕(例如媒體播放器、相冊軟件的翻頁按鈕)不能遮住它們控制的東西。
納粹酒吧去不去?
John Gruber 說啁啾會館回來了。我固然也不喜歡、不認同 Elon Musk,但退館的主要理由還是他對第三方客戶端的徹底封殺。簡單來說,沒有 Tweetbot 我不想用啁啾會館,因爲後期我追讀的主要是自建的 lists,用啁啾社本家軟件讀 lists 很不舒服。
Musk 治下,啁啾會館的確變得更像微信。如果 AI 界的核心人物都用它寫啁啾公衆號,關心 AI 的人就不可能不用。我也明白,看到獨角獸支付公司創始人在上面寫《卡拉馬佐夫兄弟》讀後感的確會讓人覺得「或許這裏確實有點不一樣」。
各方對 Gruber 文的厭惡,歸結到一句話就是「納粹開的酒吧再好玩我也不會去」。或許啁啾會館對大部分中國人早就可有可無,但這句話不是。Gruber 有新聞理想,行文亦有科技圈少見的體面與格調。正因如此,他文中對異己者的無視更令人扼腕。
也不用費心比較啁啾、乳齒象、天竺、和 Threads。博客勝過它們全部。在這一點上,Gruber 畢竟是知行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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