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更好的中国

前阵子朋友问我如何用一句话说明香港的特色。我借了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对葛薇龙样貌的评价: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现在我想更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

大约是二十和廿一世纪之交,有朋友去了香港之后哀叹物价高昂:中环某店的龟苓膏居然要一百多港币一碗。广州当年多少?十几元?几元?「但味道真是地道很多!苦很多,也地道很多,」他补充道。

一百多港币的龟苓膏对于那时的大陆的确是天价,但我一点也不担心。从一开始我就无来由地相信未来的中国人会比现在有钱,毫不怀疑某天大陆也会出现类似价位的龟苓膏(地区发展不均衡另说)。而另一方面,对于大陆会不会有同样地道的龟苓膏,我就不那么有信心了。香港是一个贵而好的地方。我当年相信大陆也会变贵,但不确定它一定会变好。

二十三年前的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和深圳的中学生一起列队站在深南大道欢送解放军进驻香港。那时我还没去过香港,但深圳居民一直有接收香港电视和电台的「特权」。当时的我还不懂得欣赏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异国情调,香港对于我而言只是隔壁的一个城市,只不过比我所在的城市好得多。

近年中国人喜欢「到日本寻找中国」,这其实会同时得罪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者。儒教源自中国,但「如果是日本人在思考儒学,那么就是日本的东西」。这是日本一贯的思考方式。所以,日本的中华料理最好视为日本料理的一种,而香港的饮食文化,例如茶餐厅,倒可以视作中国饮食——只不过比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饮食好得多。这里的好不是指味道或料理功夫,而是对「中国」的一种重新想像。如果是中国人在做 French toast 并命名为听上去和 France 无甚关系的西多士,那么就是中国的东西。(我能想像今天的茶餐厅老板强烈抗拒「中国人」这个身份,但二十年前不会。)香港是中国本来可以成为的样子。日本则从来都是日本。

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这篇文章也会同时得罪香港的抗争者和部分大陆读者。对此我只想说,本土主义的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就算殖民时代的香港华人精英,妳真的觉得她们不像中国人吗

Engelbart, Nelson, Kay——历史败将

这两天有篇关于 Notion文章,花不少篇幅介绍了 Notion 行政总裁赵伊推崇的几位贤明:Doug Engelbart, Ted Nelson, 以及 Alan Kay。我对协作软件/项目管理软件持开放态度,各家都会试试,但目前为止我的生活和工作基本用不到它们。所以对于 Notion 我也没什么看法。

但是,作者 fonter 写三人的笔法,让我想到了 Bret Victor 二零一三年悼念 Engelbart 的文章里的最后两段:

问「Engelbart 做了什么东西?」是最轻薄的。问得出这个问题,就是做好了崇拜他的准备。仰视他的成就,把他当神来拜。但拜神毫无用处。对妳,对他,都是。

最重磅的问题是这样:「Engelbart 当年试图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问得出这个问题,说明妳已经做好了在当下创造那个世界的准备。

拜神是中文互联网上的一大乐事。从「大神」一词不知何时开始用来指技术能力高强者(尤其(但不总)是自己看不懂的技术)就可窥知一二。在如今的中国,Engelbart, Nelson 和 Kay 的思想是极难传达的。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热门产品风行,更因为他们都属于被历史淘汰的人。中国人以一种变态的受虐心态传唱着「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段老调,全身全灵地相信历史做出的一切选择。#车轮,#浩荡,#亡,#昌。说电脑产业「本可以怎样怎样」,暗示或明示现在的电脑和互联网与贤明们的理想南辕北辙,只会愈发让这三人显得像是「邪教」领袖。Victor 像他们的传灯弟子。

Engelbart 发明了鼠标,Nelson 提出了超文本的概念,Kay 更是在乔布斯的加持下成了明星。但他们都是历史的败将。这就是 Victor 的意思。他们失败了,但我们或许还可以赢。妳可以试图搞懂他们想幹什么,并接着走下去。走下去的前提就是妳要否定当下的整个电脑和互联网产业。(对于很多业内人而言,这么做不啻于从根本上否定自己。)Victor 本人就是这样的信徒。这是革命。「革命是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这一切归于无产阶级。」这是胡兰成说的,上述四位西人应该心有戚戚焉。拜神,就是在暗示他们的成功,因他们的思想中的一部分已经渗入了电脑科学和产业当中而感觉良好。但这科学和产业都不是他们要的。

从二零一四年开始,我在播客、博客、会员通讯中写过、谈过很多次这几位。他们的思想是不可能「看这几篇就够了」的,所以我也不打算给出链接,有兴趣的朋友请自行搜寻。

Castro 和 Pocket Casts 从中国区下架

上周有人发现 CastroPocket Casts 这两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在苹果中国区 App Store 消失了。我在啁啾会馆询问两社,Castro 认为可能是其「发现」页有支持示威(她们能有这种自觉性已经是一种悲哀),但我和朋友都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它们拒绝审查播客。自去年六月以来,播客在苹果中国区就受到了各种干扰。目前坊间基本确定,只有通过中国政府指定的几家「播客平台」发布的播客,才能在苹果 Podcasts/iTunes 中国区搜到。虽然所有第三方泛用型客户端用的也都是苹果的播客目录,但它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会进行同样的审查。这就意味着中国区用户如果发现某节目在苹果 Podcasts 搜不到,大可以去 Castro 或别的第三方客户端如常收听。这次下架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民众有可能轻松听到不该听的东西。

Pocket Casts 今天在啁啾会馆的声明确认了我们的猜想:

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要求下,苹果将 Pocket Casts 从中国区 App Store 下架了。播客是不受政府审查的开放媒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该如此。此为吾人信念。因此,敝社不会照其要求审查播客。

我们知道这意味着 Pocket Casts 的 iOS 版很可能就此永远在中国区消失。但播客——做播客、听播客、谈论播客——是特别的,是它的开放传播模式造就了这种特别。我们认为,对于任何珍视这一模式的公司,做出这样的选择都是必要的。

去年六月我写道:

根据以往经验,媒体压力很难影响苹果在这类事情上的决策。假如最终证实苹果真的在屏蔽某些中文播客,那么她们也一定会以「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的名义把这种行为合理化。

那么,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的名义被苹果借用来合理化了两件事:一、在中国区的 Podcasts/iTunes 软件里屏蔽某些播客(不只中文);二、强行将不愿意这么做的第三方客户端软件从中国区 App Store 下架。Overcast 会是下一个吗?

由于 Pocket Casts 是澳洲公司,这可以算是又一个「silent invasion」的例子。当然,这次不是 silent 的。

永恒的思考题:

一、苹果应该结束对 App Store 的垄断吗?(即赋予用户不通过 App Store 安装软件的权利。)

二、妥协之后留在中国,和拒绝妥协告别中国,哪个对于中国用户更好?

Greg Tate 论 Miles Davis 的《Live-Evil》(1971)

载《Down Beat》杂志一九八三年八月号「The Electric Miles」专文:

这音乐的秘诀在于它听上去像垃圾,像充满太空感的脑蛆潲水,或者说像太空残骸,而这是来自音乐质感,而非高超的演奏技术。因此,真要爱上这音乐,妳就得把这团污秽的乱炖当作生活方式去拥抱。和 (Frank) Zappa(Captain) Beefheart 相比,我更喜欢 (George) Clinton 和 Miles 的世界,因为 Don 和 Frank 是独裁者,而 Miles 和 Uncle Jam 更像是住了一群黑人白人激进分子的疯人院的看更。Miles 比 George 更清楚地证明了神作可以来自民主,而非法西斯——他抓到了那令人不知肉味的声音,靠的是集体暴动,而不是集体变态编曲。

按:脑蛆(Maggot Brain)系 George Clinton 的 Funkadelic 乐团一九七一年的专辑,太空残骸(Cosmik Debris)系 Zappa 一九七四年的歌曲。Uncle Jam 系 Clinton 的唱片厂牌。Don 系 Captain Beefheart 乐队主脑 Don Van Vliet。Apple Music 链接

Wet market

BBC HARDtalk 采访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刘对于「wet market」一词反应不小。「这是西方概念,中国没有。我们有生鲜市场,有卖活家禽的市场,你指的是非法的野味市场吧。」

关于二零二零新冠病毒的英文报道常用 wet market 指称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也有英文媒体会说「known as the wet market」,或是加引号,说明讲英文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何谓「湿市场」。

根据维基百科,此词一九七零年代开始在新加坡使用,指有别于超市的旧式市场,所谓湿是因为这类市场的地上总是湿漉漉的。那么想必就是大陆说的菜市场了。直到今天,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菜都是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像日、美这种在超市买菜、论个而不是论斤的生活,倒是异常。牛津英文辞典二零一六年收录 wet market 一词,并注明主要在东南亚使用。湿让人觉得不卫生,事实上那些菜场也的确谈不上多卫生。刘的反应缺乏风范,但可以理解,大概觉得这词有殖民时代色彩,非牛非马,不伦不类吧。我爱不伦不类——不属于被称作「genre-defying」那个「类」的不伦不类。

敬远

什么是敬而远之?我总是想靠近敬重的东西。希望保持距离时,往往不是出于主观意愿,大多因为我们觉得对方不希望被靠近。这或许算是礼貌。但如果对方感受到了不方便,也会顺带着让自己感受到了不方便(对方对自己的观感下降),所以动机恐怕也没那么高尚。日语「敬遠」有假装尊敬,实则走夹唔唞(粤语「跑都来不及)的意思。在我看来比较接近如今中文里的日常用法。经常看到有人说自己「不反对同性恋」,但那「和我没关系」,大家「各自生活,互不相扰」 。那就是敬远,也就是英文的 Nimbyism,实在无敬可言。

孔子在《论语·雍也》里说的是敬鬼神而远之。日本则是敬鬼神而近之。我还是认同京极夏彦:世上无鬼神,但我们可以假装有。这是风雅。

线上隐私与中国

去年底,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 Laurie Chen 就中国人对于线上隐私的态度采访了我。Laurie 提了四、五个问题,我的答案里只有一部分出现在了稿件中。经她同意,我将未刊载的部分译成中文,略加编辑,刊布如下。

我从九十年代开始上网,但直到大约二零一零年左右才开始关注线上隐私,相信大部分老网民也是一样。作为一个概念,线上隐私既是新的也是旧的。说旧,是因为商家收集顾客信息的做法早于互联网。信用卡公司就是一例。说新,是因为现在收集信息的规模要比以前大得多,收集的方法也更加隐秘。单单是往社交网站传一张假期照片,就可能在未来造成无法预测的后果。大部分人对这一新现实的认知还不够。最大的问题在于后果是所有人——包括软件的设计者——都预想不到的。

中国人对于数据隐私的看法并不以代际为分野。有在意线上隐私的八零后,也有犬儒的八零后。它和一个人对技术的熟悉程度也不一定相关。事实上,科技业者可能更容易犬儒,因为她们了解得更多。部分科技业者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执行用户追踪的正是她们。

社会整体确实比以前更关注线上隐私,但结果往往是幻灭。大部分人不会选择加固数字生活(广告拦截器、VPN 等等),因为她们相信用户不可能在这场猫鼠游戏中获胜,不可能阻止政府和企业收集妳的数据,抵抗系统是徒劳的。一部分人可能还会从这种幻灭中感受到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变态快感。选择放弃抵抗则是所谓成熟和智慧的象征。

很多人会觉得老人更容易轻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交出个人隐私。但以日本为例,各种商家都爱推出积分回赠计划。顾客加入计划时要填手机号和住址。我认为大部分人还是会填真实的,不论年龄。以中国而言,老人和年轻人用的软件和互联网服务似乎没有太多不同。她们都花很多时间在微信、微博、抖音和今日头条上。她们的隐私意识和年龄的关系是不明确的。老年人可能更容易被百度的恶性搜索结果或是流氓般的 360 系软件欺骗,但对于线上隐私,恐怕很难说年轻人有什么优势。

这里有一个例子。很多人要打印都是去外面的打印店。以前是带着 U 盘去,现在常常是用微信或 QQ 传文件。这显然对泄露隐私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我见过某打印店一个四百人的 QQ 群,这些人就是为了打印一份文件而加入了这么大的群,里面传什么文件的都有,包括离婚协议书!这四百人都是老人吗?显然不可能。

我感觉年轻人用社交网络时并不太考虑这些问题,而老人有可能为了显得年轻而轻视这些问题。一个因为害怕隐私泄露而不敢用微信的老人,恐怕首先会被旁人视为老古董,就像习惯了手写信不愿意学打字的人。

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公共场所的摄像头是好东西。有了它们感觉更安全。我没有数据,但我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要比对摄像头感到恐惧和焦虑的人多。很多中国人都为中国比很多西方国家更「安全」感到骄傲,尤其是美国。

个人权利意识稀薄,要正经地、有意义地讨论隐私和公共安全之间的张力几乎不可能。「隐私是相对的」「我是守法公民,没有什么不能曝光的」,两句想当然的话就可以终结讨论。公共安全是绝对的,没有商量余地的——这似乎是主流的看法。

中国人对于技术改善生活有信仰。监控很难听,但如果加上 AI、机器学习之类的技术潮语,就有活在未来的感觉。这是如今中国最大的兴奋剂。

回望二零二三

二零一五年,我虚构了一篇来自二零二三年的「iPad Pro 8」评论,发在《好奇心日报》

我引述 Benedict Evans 的问题:「如果我把一块键盘用超能胶粘到 iPad 上,并装上 Office,算不算做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出来?」 根据 John Gruber 对二零二零版 iPad Pro + 妙控键盘(Magic Keyboard)的评论,那键盘的吸附机制就像一块高科技版的超能胶。

我戏言二零二零年会出现和 macOS 更像的「iOS X」,苹果在二零二零年推出了有光标、可用触控板控制的 iPadOS 13.4。

我假想二零二三年的 iPad Pro 8 会提供 24 寸的选项,把舌头放在腮帮里问「不放在桌面上,难道放在肚子上用吗?」二零二零年的 iPad Pro + 妙控键盘放在肚子上用果真容易倒

我借虚构的风险投资人 Rio(与现实世界的风险投资人 Rio 同名)之口说「打字能力和写字能力曾经是普通人创作内容的障碍,但在今天,只要妳会说话,就能成为内容创作者」,今天谁敢说抖音上的创作不算创作就要被迫自我流放出简体中文互联网。

我打趣说今年 Scott Forstall 会回归苹果任「iOS X 高级副总裁」。这当然没有发生。但我选择站在五年前虚构的 Forstall 言论旁边:「苹果一直以向前看著称,但很多人忽略了我们会在必要的时候向后看。例如 Mac OS X 经典的、革命性的用户介面,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对实体世界一丝不苟的精细模拟。而当我们问自己:怎样才能让 iPad Pro 更加适合一个全民创作时代的复杂需求时,我们同样选择了向后看——让 iOS 尽量靠近 OS X,而不是反之。」

iPad Pro 不是未来,它是过去。

抓个 iPad 过来

读完 John Gruber 的 iPad 妙控键盘评论,我在想,排除软件上的区别,iPad Pro + 妙控键盘和 MacBook Air 的区别在哪。答案就是上盖能不能拿下来——配了妙控键盘的 iPad Pro 本身构成了能拿下来的「上盖」。为什么我想把上盖拿下来?因为我的腰椎和颈椎有时会不舒服。由于软件会不断演化,我们可以想像 iPad Pro + 妙控键盘和 MacBook Air 在软件操作上的距离会渐渐拉近,直到有一天,除了那些需要用 Terminal 的 Mac 用户以外,其她人都会选择 iPad。同时,由于每个人的颈椎和腰椎都会有不舒服的那一天,我们可以想像上盖可以拿下来这一点会渐渐变得重要。时间似乎站在 iPad 一边。

朋友最近买了 Mac Mini,配 LG 三十四寸显示器。他的工作经常需要把几份整页的文件合同排开对比,所以屏幕的横向空间变得重要。我只能和他说电脑产业问心有愧,因为直到今天,平行对比几份文件依然不是易事。虽说不易,但也不是「未知的难事」。它可以用钱解决——买足够大、足够多的屏幕。就像一个内存管理做的很差的软件,也可以通过不断花钱加大内存来「解决」。朋友说他在办公室确实经常把文件分类打印,方便随时抓用对比,为此还一直悻悻以为自己是无法习惯电脑时代的前现代人。可是把三份合同打印在纸上对比,就是要比准备三个屏幕优雅得多。轻便、廉宜、易批改。

移动设备时代,平行阅读变得更加困难。线性的、水龙头式的 news feed 结构成了默认、往往也是唯一的阅读选择。

但我不想那么读。我想这么读、想这么读、想这么读、想这么读

一整面墙的屏幕不是答案。我不要调整内容(例如字号)来迁就我,我想把载体拉到与我最合适的距离。抓用是个好词。有时就是要那种一把抓过来的气势。这是真正的用户体验。

YOU 来中国幹什么?

大家恐怕已经知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被驱逐的消息了。《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孟建国(Paul Mozur)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篇稿子写的是合肥。这是外媒记者不太常写的城市,也刚好是我太太的老家。一个和我有关,我有一点点了解,但整体上非常陌生的城市。

孟君在合肥的麦当劳被当地人骂「洋垃圾」,与他随行的中国同事也被用难听的话羞辱。这样的当地人我是认识的。我也知道没几个当地人会看(重)这篇稿子。中文版译得的确拗口,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如果我是合肥人,单单是有外媒记者写到合肥,这件事就会令我好奇。合肥不是北京上海,它也值得写给美国人看吗?我可得看看他写了什么。我现在作为五分之一的合肥人都已经好奇了。《纽约时报》啊。连几年前盛极一时的 Buzzfeed 主编现在都成了她们的专栏作家的《纽约时报》。每次放出 infograph 都在新浪微博引来一片惊叹的《纽约时报》。

(当然,如今也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张口嘲讽以显示自身高度的《纽约时报》。感知到双重标准就仿佛获得了葵花宝典的时代。)

可以称之为「反身自观好奇心」吗?如 Jerry Seinfeld 所说,妳不可能只做进口不做出口。没有反身自观好奇心的人会有向外伸发的好奇心吗?在合肥,连帽衫青年质问西人「在我的国家做什么」。在日本,她们带着翻译每天蹲点成田机场举着麦克风追问各种外人,「Hello! Japanese TV puroguramu. Interview okay?」,并把这做成举世知名的电视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