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试读] 一天世界会员通讯:妨碍尿壶式沟通的是智能云尿壶

前两周我在《一分世界》说:

谁在乎来自哈佛大学或者任何 XX 大学的建筑师经过多少年的流浪旅行从中国的混乱中发现隐在的秩序?我只在乎贵公司的 HR、会计、CFO、令尊令堂、警察叔叔、代购业者、基金经理、连锁餐厅老板能否如此发现并欣赏这秩序。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我指的是建筑师何志森在「一席」的演讲。受过专业建筑训练的何志森深入社区观察,发现了许多「民间智慧」。随后创办「Mapping 工作坊」,教学生「体察和理解像我爸爸妈妈那样的平凡人群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日常空间的使用和需求……成为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生活、理解生活、思考生活的建筑师。」

为了演讲效果,何君准备了不少新奇事例。例如弄堂里的人要提着尿壶出去倒,遇到邻居便可以聊上两句,无形中进入了弄堂社区的公共空间,实现了邻里沟通。又如小区里的玫瑰花圃,何母看着它萌生了种菜的愿望,于是何君在其指示下「每天偷偷移走一颗玫瑰花树」,两周之后,一部分花圃变成了私人菜地。所谓民间智慧就是这样。

我首先觉得这的确非常广东(何君任职位于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和当代艺术走得比较近的那几年,我认识很多具有类似思想的广东朋友。在全球当代艺术版图上,这类人物的代表是郑国谷和几个同样出身广东阳江的「阳江组」艺术家。虽然其作品已经遍布全球一流的美术馆、画廊和艺术博览会,他们都依然和自己出身的本土社会贴得很近。(表面上)对精英的不屑是他们与何志森的共同点,但何君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建筑学博士,在教育经历上确实属于精英,这是不同点。这种教育经历是外界观察他深入民间行为的一块透镜,视乎角度的不同,观察者可以得出「伪善」或「社会责任感满载」的不同结论。

这类做法在英文里有一个宏观词汇叫 intervention,介入。我一直觉得这个表述相当诡异。用这个词的人是想主张一种更贴近现实的创作姿态。例如,纽约苏豪区高级画廊里的画,在她们看来,就并未对现实进行足够的介入。而如果一件作品的制作过程包括社区访谈、纪录片拍摄、口述历史录音、社区民众共同创作,那么其实无论最终的呈现方式是什么都无所谓了:这是一个 social intervention!何君的工作坊背后有类似的理念。

我从不反感明星建筑师,对于「建筑要和当地文脉发生关系」的说法也总嫌太笼统。建筑是对生活的设计,什么样的建筑师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生活、理解生活、思考生活」?我想只有那些觉得自己入错行了的建筑师。每个人每天做的所有事情都在和当地文脉发生关系,也都在介入现实。Intervention 爱好者把穷人一词偷换成「现实」,可是对这种局部现实的介入通常都只能借用 Jerry Seinfeld 的话来形容:I am afraid you might be interfering while intervening。我知道很多这样的案例:原先属于那个「当地本土现实」的人看到一群 intervention 爱好者来到自己家旁边搞一些看不懂的事。

我们能不能在花圃事件和互联网产品经理的设计思维之间找到共性?很多互联网产品的功能并非源自开发者的规划,而是用户自主发明的。啁啾会馆(Twitter)通过 @ 符号 + 用户名的方式来表示「对某某说话」的功能就是一个例子。何志森的母亲是在做类似的事吗?毕竟,根据何君的记述,在她们活用了那一半花圃之后,邻居们纷纷仿效,「不到一个月……就把所有的玫瑰花都给清走了,花圃从此变成了菜园。」何志森接着设问:「我就在想,如果设计师知道使用者的需求,他还会不会做出这样美丽的玫瑰花圃。」

在这个设问里藏着一种犬儒。只要看看他提供的花圃照片(视频大约四分廿六秒),就知道它毫无美丽可言。这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城市老旧小区里的丑陋花圃。我们为什么不问,如果当初景观设计师好好设计这个花圃,何君的母亲还会不会看着一摊鸡肋发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有多少像何君母亲一样的普通中国人被潦草的设计剥夺了想像美丽花圃的能力,以及,曾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何志森想必见过美丽的花圃,为什么他面对母亲毁灭玫瑰花的需求时,没有尝试把这种想像的能力呈现出来?和互联网产品经理一样,何君相信用户的行为代表用户的真实需求。这是如今非常普遍的一种黑白颠倒的恶性话术。口头说想去跑步的人,终于还是躺在沙发上玩了两小时的《王者荣耀》,除了《王者荣耀》的产品经理外,任何人都会明白,对于有尊严的人而言,前者才是真实需求,后者只不过是需求未能实现而已。

在尿壶的故事里,何志森在移动互联网深入民间生活的语境下,剥削性地利用了人们对于无屏幕生活的欲望。用尿壶来对抗以亿为单位计算的资本所支撑的互联网娱乐产品,这真的是可行的草根策略吗?这里反映的,是 Mark Wigley 试图在《Buckminster Fuller Inc.: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Radio》(二零一五)一书中点明的现实:无线电(radio)已经是与建筑紧密联系的元素。脱离广义的无线电技术无法存在的移动互联网帝国将人们锁在了屏幕里,而「无线电的决定性特点就是它对物件不感兴趣」。就算妳真的认为尿壶(或任何物件)是让人们「走出来」的决定性因素,也必须回答如何应对互联网业对于方便的癖恋,如何避免让已经走出来的人被未来可能出现的智能云尿壶再锁回屏幕里。在今天,压缩公共(实体)空间的主力是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不是建筑。

从草根或民间寻找秩序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当库哈斯率先在珠三角地区这么做了之后,人们似乎在早已不讨好的「一张白纸画最新最美图画」理念之外,发现了另一种既能笼络民意,又能体现设计师专业性的方法。此外,「拥抱混乱」在近年也被捧为一种新的方法论(见 Tim Harford 以 Keith Jarrett 的 Köln Concert 背后的故事开头的 TED 演讲)。何志森演讲视频的简介是这么写的:

在混乱之中有一种看不见的秩序,作为设计师,我们要去理解这种秩序,找出其混乱无序背后的密码。

不,混乱之中没有秩序。混乱可以体现人类随机应变的「执生」能力,但混乱就是混乱。混乱里可能有一种美,那是用来感受而非理解的。寻找混乱背后的「密码」的过程就是将由上而下的秩序强加于混乱、破坏混乱的过程。混乱并没有把某种秩序藏在里面,混乱就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本来就属于全体民众。设计师们,请用美丽的玫瑰花圃和秩序介入混乱。

本文系二零一八年三月廿五日《一天世界》会员通讯。会员通讯是《一天世界》会员专享的福利之一,若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成为会员(每周五篇会员通讯,这里是往期通讯摘要之一)。

我在北京的两场线下活动

本周日和下周一,我会在北京参加两场「看理想」主办的活动。周日那场票已售罄,但有视频直播。周一那场无需购票,直接入场(但没有视频直播)。

四月一日 14:00
「知识的价值」看理想论坛

讲者:杨照、焦元溥、李如一
主持:梁文道
地址:三里屯 CHAO 酒店 / 花园大厅 / F2 层

活动与嘉宾简介

视频直播地址

四月二日 19:30
焦元溥 X 李如一:异端钢琴家

讲者:焦元溥、李如一
地址:「复调」书店(北京三里屯通盈中心一层八号)

活动与嘉宾简介

无论线上线下,欢迎各位参加。关于两场活动如有任何问题,请在微信上联系「看理想」公众号。

轻视隐私违反了我的美学

今早看到啁啾会馆有条私信,这位读者说开始关心自己的线上隐私后,之前用的各种工具,诸如搜索引擎、IM、YouTube,都变得体验更加不好了。「有时候很抓狂。」

对此,当然可以推荐使用 DuckDuckGo.comWireTelegram。YouTube 无法替代,但至少可以不登录谷歌账号。这会带来不少麻烦——我们都知道隐私和方便无两全,所以,替换工具后的体验大概会更差。无论怎么看,关心线上隐私导致体验变差似乎是逃不掉的。

当然,我在这里故意换了一个词。这位朋友说的是体验,我说的则是隐私和「方便」无两全。体验不只是方便,我想很多人已经忘了。这并不关乎产品设计上的选择,或是企业商业模式的优先级,而是关乎语词的权利归属。对于「谁有权利定义___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答案永远是「妳」。

在刚刚出版的《難訳・和英「語感」辞典》一书里,松本道弘指出日文的「美学に反する」应该译为「against my principle」(违反我的原则)。日文的「美学」确实有 aesthetics 的意思,「美学に反する」也的确可以表示某某艺术作品或设计不符合我的美学。但它的另一个意思正如松本所说,是指道德/伦理原则。有趣的是松本自己做了很多阐发,他认为「美学是日本人坚持的一种行动伦理(code of ethics)」。在大多数文化里,商谈某事都追求双赢,而松本认为日本人则是追求「三赢」。「就算双方通过密谈达成了双赢,如果整件事不能被第三方确认为『美谈』的话,通常终究还是会变成一种丑陋。」(我在这里摘录了松本关于「美学に反する」的阐述。)

这种心态和「要面子」有什么区别,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我想说的是,用「美学」一词来表示「道德伦理原则」,是 Neil Postman 所谓「The Word Weavers / The World Makers」、以及乔布斯所谓「世界上最强大的是说书人」的典型体现。美学在日文里的这种用法何时出现,到底是日本人先集体认同了「三赢」,然后用「美学」一词来「训」(即解释意思)这个三赢的行动伦理,还是先参考了 aesthetics 一词的希腊语源「具有感知力」,并把该义项映射到感同身受的三赢上,我没有研究。我只想说这里有一种对语词的信心,是「话糙理不糙」的根本对立面。编织词语就是构建世界。违反行动伦理的事是丑陋的,所以用「违背了美学」来表示「违背了原则」。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美学に反する」是对于「为什么不用微信」的最佳回答。微信有很多不美的地方,但它更违背我的原则。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那么,关心隐私带来的不便真的是糟糕的体验吗?在很多年以前,中文互联网界就有人试图把体验的词义绑定在「方便快捷」上。在她们看来,用户体验爱好者所不齿的 hao123 其实才拥有最好的体验,因为它让记不住网址或无法熟练输入网址的人也能轻松上网。这些 word weavers 是值得学习的。既然妳认同了隐私应该关心,方便和快捷就已经不是唯一的原则,也不是体验一词的全部。使用 DuckDuckGo 搜索引擎带来的安心感,难道不能充分补足它目前在中文搜索上的弱势,从而提升妳的体验吗?当妳想到微信公众号里的文章连外部链接都不能自由添加时,这难道不是一种糟糕的体验吗?为了改善中文互联网用户的隐私状况,我们首先不能把自己视为矫情而没事找事的戆头,因为我们不是。用微信违反了我的美学。

点此在《一分世界》收听本文语音版。(需要 Telegram。))

《一天世界》本周会员通讯摘要(2018.3.25)

每个周末,我会在《一天世界》博客将本周的会员通讯题目列出,辅以一两句话的内容简介。若您觉得有趣,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收取完整通讯。若您已经是会员但没有收到通讯,请写信到 yitianshijie@ipn.li 和我联系。

一、文化弯道超车(2018.03.19)

我也很少读中国作家的书,从十几年前起就将少读中文作为阅读的第一原则。目的是明确的:对陌生化效果和异国情调的追求,尝试用本国语言书写外国语言。这里或许还包含某种可称之为「积极西方主义」(Conscious Occidentalism)的情绪。异国情调通常仅限处于文化高位者用来描述处于低位的文化,但我试图从事实上的低位将西方「异国情调化」(exoticize),并通过这样的训练,打开自己身上的逆向东方主义(俗称装外宾)开关——贾平凹和莫言的作品在我读来已经非常奇异和陌生了。

二、妨碍尿壶式沟通的是智能云尿壶(2018.03.25)

建筑师何志森在「一席」的演讲上设问:「我就在想,如果设计师知道使用者的需求,他还会不会做出这样美丽的玫瑰花圃。」

在这个设问里藏着一种犬儒。只要看看他提供的花圃照片,就知道它毫无美丽可言。我们为什么不问,如果当初景观设计师好好设计这个花圃,何君的母亲还会不会看着一摊鸡肋发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有多少像何君母亲一样的普通中国人被潦草的设计剥夺了想像美丽花圃的能力,以及,曾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何志森想必见过美丽的花圃,为什么他面对母亲毁灭玫瑰花的需求时,没有尝试把这种想像的能力呈现出来?和互联网产品经理一样,何君相信用户的行为代表用户的真实需求。这是如今非常普遍的一种黑白颠倒的恶性话术。口头说想去跑步的人,终于还是躺在沙发上玩了两小时的《王者荣耀》,除了《王者荣耀》的产品经理外,任何人都会明白,对于有尊严的人而言,前者才是真实需求,后者只不过是需求未能实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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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世界》本周会员通讯摘要(2018.3.18)

每个周末,我会在《一天世界》博客将本周的会员通讯题目列出,辅以一两句话的内容简介。若您觉得有趣,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收取完整通讯。若您已经是会员但没有收到通讯,请写信到 yitianshijie@ipn.li 和我联系。

一、苹果鄙视软件吗?(2018.03.15)

我隐约感到,在乔布斯眼中,软件本身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产品。在这个世界上,硬件可以独立于软件而运作(一张桌子实现其功能并不需要软件),但软件如果脱离硬件就没有存在价值。放在架子上的盒装软件如果不装到电脑硬件里就做不了任何事。

二、苹果收购 Texture 与数字媒体的现状(2018.03.16)

复刻杂志版式的尝试从二零一零 iPad 发布那年开始,今天看来,它给人的感觉和已经被宣告死亡的 iTunes LP 不无类似:对实体媒体的一种可怜而注定失败的模拟。在编辑手法上学习传统媒体、将文章「单曲」打包成「专辑」是必要的,但在视觉形态上模仿传统媒体只在数字存档和保留历史记录的意义上有价值。不要因为后一件事的失败而否定前一件事。

三、书写者的自觉(2018.03.18)

七十年代的一些跨媒介书写先驱(例如加拿大钢琴家 Glenn Gould 和日本诗人/导演寺山修司)借助名声拥有了在当年难以企及的多渠道书写环境。他们作为音乐明星和意见领袖的身份令他们可以在面对任何媒介时都拥有近乎绝对的控制权。无论是拍视频作为电视节目播出,制作广播剧,还是写作,他们都可以得到技术人员的全力支持,相当于每一次创作都有程序员进行定制化开发,基本不必考虑复用问题。相反,跨媒介书写成为常态并充分民主化的今天,我们的书写被互联网媒介高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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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内咖啡馆少用古典音乐

昨天问(知乎即刻)为什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咖啡馆和甜品店很少放古典音乐。要不是在东京观察了一阵子,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公共场所选音乐是为了营造品牌形象和场地氛围,这刚好可以用来观察一个社会对音乐的认知。

东京还有不少公共场所播放古典音乐,例如雷诺阿咖啡馆(ルノアール)、Harbs 甜品店、以及山下书店。国内印象中广州的方所书店放过,但咖啡馆和甜品店通常用爵士乐或当下的随便什么流行音乐。

如一些朋友指出,古典音乐动态对比(最大声和最小声之间的对比)往往比流行音乐和爵士乐大,情绪起伏也更多,或许不适于咖啡馆。但事实上动态对比小、情绪起伏低的古典音乐也很多,例如萧邦的圆舞曲、海顿的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等等。在上面提到的几家东京店内听到的多数就是这类音乐。

无论哪国,除非店长刚好是乐迷,否则大概还是会把选曲的工作交给别人,直接购买或从网上下载现成的咖啡馆音乐精选集。诚然,国内不少咖啡馆可能还缺乏音乐设计的意识,但显然并非全都如此。那么为什么它们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古典音乐?

根据常识思考,咖啡馆对年轻人有吸引力,而古典音乐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这种品牌形象上的错位看似是合理解释。但无论任何国家,年轻人都不是古典音乐的主要受众。据我观察,美国和日本的古典听众里,年轻人的比例比中国更小。此外,如上所述,咖啡馆并不是供人专注听音乐的场所(个人音乐回放设备未普及年代的日本爵士咖啡馆例外),音乐只是一种衬托。难道店主认为播放萧邦的圆舞曲会减少客流吗?如果真的相信客人基本不太在意音乐,那么只要是平缓、正面、轻松的音乐,选什么时期和风格都无所谓才对。

如果我们从设计的角度看咖啡馆选曲,就可以延伸到其它相关问题上。例如,为什么「欧式古典风」在中国总显得格格不入?设计和施工上的缺陷(也就是「没学到位」)以及后期维护保养的草率或许是原因,但我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和当代中国人对时间的认知有关。格格不入是一种主观感受,欧式古典风在中国显得格格不入是因为中国人觉得它格格不入。

这不是废话。心理学上有「compartmentalization」的概念,意思是把情绪封装到一个个小箱子里,保证互不干扰。很多中国人非常擅长对时间进行这样的处理。她们的内心时间线被 zoom 到很近,非但如此,处于当下视域以外的部分,被切分成一段段,标上不同颜色。她们很少把镜头往远拉,以便看到更完整的时间线,而是仅仅移动光标,在保持狭窄视域的情况下左右移动。如果在看十九世纪时只看到十九世纪,光标移回当下,格格不入就是必然的。

于是,面向年轻族群的咖啡馆属于「当下」这一段,古典音乐属于十八、十九世纪那一段。所以不合适。(同样,如果国内有咖啡馆叫雷诺阿,可能也会令人产生欧式古典风的负面刻板印象。)

反过来说,这种对古典音乐的回避也会进一步固化它的死亡。如知乎上的 Joni Y 所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古典音乐是给孩子学的,不是给自己欣赏享受的。如果流行乐、爵士乐、电子音乐都可以在当代社会承载某种实用功能,而古典音乐却被所有人心照不宣地敬而远之,那么它就会成为音乐世界里切切实实的鸡肋。

能够看到什么,看到多少,都会深刻影响妳的认知。Stewart Brand 看到了 NASA 发布的完整地球照片而创办了《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日本的出版物特别喜欢做日本史、世界史和专门史并行的时间线示意图。这样的媒介体验对于恢复人类精神的完整性至关重要。如果十九世纪只不过处在「当下」的左边五厘米处,又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呢?

中文引号的民主实践

因为偶然的机会打开了我自己多年前开的这个 Tumblr「中文引号在中国」。虽然上一次更新是二零一五年九月,但这个站的使命已经完成。中文引号(又名直角引号:「」和『』)虽然依然不合中国的出版规范,但已经是简体中文线上和线下世界里常见的风景。这是一次微型的民主实践。很显然依然有人不喜欢这两个引号,依然有人觉得没必要纠结引号,但有很多原本不了解这对引号的人以及品牌开始使用它们——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中文引号在中国」就是证据。

朋友问为什么网址是 the real Chinese quotes in China,为什么不是 better。我当年力推中文引号,是一种 activism,而不是学理上的探讨。我原本就不打算营造一个辩论何种引号更优的空间。

“ ” 和 ‘ ’ 是西洋引号,「」和『』是中文引号。而我虽然不是「正统论」的原教旨主义者,但当中国传统被中国人回避和畏惧时,我主张凸显和辨析华洋之别。

可以吃西餐,可以吃中餐;可以听洋乐,可以听唐乐;西洋引号可以用在中文,中文引号也可以用在中文(以及西文)。一切端看语境和逻辑。这是生鲜文化本来应有的样子。当众人只因为「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甚至 stigmatize 那些使用中文引号的人时,「中国人用中文引号」就不是一句义和团口号。

点此在《一分世界》收听本文语音版。(需要 Tele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