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of us

虽然无论以年龄、资历、还是成就看,这么说都显得过于自负,但对我来说,村上春树一直是「one of us」。我认为村上是一个不该在今天走红的作家。事实上,《寻羊冒险记》这本一九八零年代初的小说,总是让我想起铃木清顺的《流浪者之歌》居然是《电影旬报》一九八一年度十大电影之一这个事实。要是村上没有靠《挪威的森林》走红,《寻羊冒险记》在今天,恐怕是要被人问上一百个「如何评价」的吧。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经历过美国 counterculture 运动的洗礼,另一种没有。村上是前一种。浦泽直树也是。这就是我说的 one of us。

《刺杀骑士团长》(赖明珠译本,时报出版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我看了一半。那种 one of us 的感觉依然存在,比如这段:

从网路上的股票交易赚钱的人,或 IT 产业的创业者,不管钱怎么多,就算能以经费报销,我还是不认为他们会想让人画自己的肖像,当成设备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他们多半是以穿洗褪色牛仔裤,Nike 运动鞋,旧的 T 恤衬衫,套一件 Banana Republic 的夹克在工作,用纸杯喝 Starbucks 咖啡自豪的年轻家伙。厚重的油画肖像和他们的生活格调不搭配。不过世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未必没有人希望画出自己正以纸杯喝 Starbucks(或哪里)(当然是采用 Fair Trade 咖啡豆泡的)咖啡的肖像。

我不使用的互联网功能

不用以下功能,可以滋阴补阳、延年益寿。但我并没有完全做到。共勉。

一、转发并评论。这里是在区分啁啾会馆(Twitter)的 retweet(单纯转发)和 quote(转发并评论)。如果想转发并评论,用自己的话把对方的意思归纳,并给出原文链接。如果字数超出限制,就写博客。(在这一点上我不喜欢啁啾社的设计:只要出现了原文链接,就会形成事实上的转发并评论。)

二、评论。偶尔会用,但我认为私信给对方评论更好。

三、长微博。任何为了方便把纯文本图片化的做法,更多只是为了妳的方便,而不是读者方便——至少读者就不方便拷贝了。

四、各种分享按钮。如果我想分享一篇文章或视频,首先收小范围确定要分享给谁,然后直接私信发链接给对方。如果并没有具体的分享对象,在社交网络上或是写一篇博客来谈论此事,达到分享的目的。

五、点赞通常只在推广自己的产品或是亲友要求的情况下使用。点赞这个动作和赞美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被产品设计强迫出来的功能性动作。

六、收藏。这一点我也做得不好,因为我依然在用啁啾社的收藏(favourite)功能。理想中的做法是把要收藏的线上内容整理存在本地,例如放到 Notes、SimplenoteYojimbo 一类的地方。

原因很简单:转发、评论、分享、赞美、收藏,所有这些动作我们本来都可以做,并不需要任何社交产品的帮助。(很多人当然也知道这些产品为什么要「帮助」我们。)事实上,没有它们的帮助,我们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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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原则

一、在网上尽量只说别人没说过的话。这可能有几种情况:

  • 把只存在于线下的信息在不违反著作权的前提下移动到网上(信息的媒介移动)
  • 虽然在别的圈子属于常识,但我面对的读者群很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信息的空间移动)
  • 由于年代久远,被人遗忘的事情(信息的时间移动)
  • 由于年代久远,虽然如今依然被人记着,但语境已经完全不同的事情(视角的移动)

很多时候第一条同时包含了后三条。

二、要对子女的媒体膳食进行规划。如今的主流风气在这一点上主张散养,看什么听什么玩什么都尽量少干涉。这是旧时代的想法。教育的前提是让子女广泛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金华火腿,也包括猪屎。我们的父辈能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非常有限,猪屎的量尤其不足。只有她们放手,我们才能有更多机会接触猪屎。但今天的情况调转了过来。我们生活在媒介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随时随地把各种猪屎推到人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不必再担心子女们接触不到猪屎。相反,如果不进行干预,她们就接触不到拉丁文、能剧、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 funk 音乐。只有吃过金华火腿,才知道猪屎的味道;只有闻过猪屎,才知道火腿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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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普通的香港

层出不穷的中港矛盾事件大同小异,最新的那件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不过看了 Josephy 兄的答案之后我想说说自己对香港的感觉。

和 Josephy 一样,我也在深圳长大。正因如此,看到他说出「其实香港之于中国,只是众多城市中的一座,与其他城市无异,之于你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旅游目的地,逛吃玩的地方」这样的话,我感到无比诧异,也想起了史兄在《澳牛的黄昏》(二零一四)里的句子:

对于香港的未来,我是这样看的:一国两制必会取消,香港终必灭亡,成为内地一个普通的城市。

对于 Josephy 而言,that future, well, is already here。

对我来说,香港从来不是普通的城市。它的这种不普通,在中文互联网上很少被提及。

香港曾经有《音乐殖民地》(MCB)杂志。它不只哺育了有渠道买到它的一代大陆乐迷,也哺育了看大陆音乐杂志的乐迷——那些杂志背后的作者们也在看《音乐殖民地》。

香港曾经有「助听器」(Monitor)唱片店。嘿,要说歧视大陆人,那个全身黑衣名叫 Alan 的家伙可是有两把刷子。一九九零年代末,朋友去找日本艺术摇滚乐队 Novela 的唱片,店员大惊:「哇,劲啊,大陆有人识得听 Novela!」(厉害啊,大陆居然有人知道听 Novela!)当然,那是因为大陆人看了香港人 Sin:Ned 在《音乐殖民地》上写 Novela 的文章。助听器的服务出名差,但那是多好的名字。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其实全人类都需要助听器

众所周知,香港曾经有无数二楼书店,不过我只想把青文/曙光单独拿出来说。两家店共享同一空间,一人一半。青文卖中文书,曙光卖外文书。还记得已故的青文老板罗志华坐在高高堆起的书山后面,对着一台 PowerBook G3 埋头工作的样子。也记得结账时不小心碰掉了两本书后遭到的抢白:「小心啲啊嘛!两本书就咁斯文扫地了!」(小心点啊妳!两本书就这样斯文扫地了!)我的粤语口音一听就是大陆人,但完全不觉得被歧视。在他看来书有斯文,这件事很有趣,我也认同。曙光老板马国明是研究本雅明的专家,当时买过一本小书《马国明在读什么》。本博客的「XX 在读什么」栏目名来自那里。

每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对于影迷而言,是全世界最好的电影节之一。对很多中国影迷尤其如此,因为有质量上佳的中文字幕。依然记得自己错过了某年的增村保造影展,这在日本也不容易看到。当年一个来往大陆做 IT 生意的香港朋友雅好文艺,我说喜欢原节子,他满脸堆笑地反问:「若尾文子唔好过佢咩?」(若尾文子不比她好吗?)后来我发现若尾文子的确好过佢。我也记得关于国泰、邵氏、小津安二郎的专刊,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的各种专著,尤其是《诗人导演费穆》。这本书已有简体版,但没有黄爱玲和香港电影资料馆,就不会有这本书。

当然还有迈克。我从他那里学会了语言的活用,以及翻译的妙趣。对他而言翻译讲究的从来就不是信,也不是雅(太局限),甚至也不能说是达。达是读写双方的事情,可遇不可求。Translation is really about reclaiming one’s autonomy of languages from institutional monopoly。

如此种种,言之不尽。就这样,长在深圳的我受惠于香港。它定义了我身上的很多东西。所有这些,有的已经结束,有的还在继续。但 Josephy 的看法,那种极能代表深圳人务实态度的看法,让我觉得 the future is indeed a dystopia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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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文和硬广

今天又看到某人揭露知乎用户接软文,很惊讶的是有人明摆着说不接硬广,只接软文。不是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也收到过这类商业合作邀请。对此我有一套写好的回应文字:

你好,我的合作方式很简单:

1. 对于请我回答的软性问题,我对答案有 100% 的控制权,并且我会在答案底部注明「利益申报:本答案为付费答案」,同时,若问题被知乎删除或锁定,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2. 我不接受为某答案点赞这样的合作。

3. 上述第一种合作方式,我的收费是 X 元人民币。在回答之前需要收 50% 定金。

那么自然没有什么客户会找我了。那时起我意识到国内的广告主都喜欢软文,不喜欢硬广。这简直匪夷所思。我并不反对所有广告,只反对烂广告,也就是以「读者的智力有问题」为出发点设计的广告。软文就是这样一种广告。广告主认为直接卖东西给妳,妳看不出好,非要把那东西混在妳爱喝的咖啡里给妳灌下去。大概还觉得很高明,很《盗梦空间》。

朋友批评过伪装成知乎答案的广告。我在东京某个地铁站见过伪装成站牌的广告。一下车,月台上看到一个奇怪的站牌,怎么长得那么像站牌但又有哪里不对呢?但至少她们都明确告诉了妳,这是广告。

难以忘怀的反面例子:几年前在某时尚杂志上见到对开两页关于俄罗斯摇滚乐队 Lube 的专文,读了半天才发现是软广告。连卖什么东西都忘了,这效果能算好吗?

形式上怎么变花样也都罢了,只拜托妳老实告诉我它是广告。我反对消费主义,但我也消费。我会因此尊敬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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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和微信的解毒

微信,以及美国的微信——Facebook——的区别是什么?其中之一是媒体对它们的态度。

两个都是超大用户量的产品,但两国也都有不少人意识到这两个产品就是今天的铅质容器。(古罗马人大量使用铅质酒器和烹饪用具,导致慢性中毒,「严重影响生殖能力」。)

美国主流媒体高度依赖于 Facebook 的流量,但她们依然在反复质疑 Facebook。最近 Facebook 打算用读者问卷来决定各媒体的公信力,Alexis Madrigal 在《大西洋月刊》的这五问值得看看。

中国的情况很诡异。对于各种新技术潮流,提出质疑的往往是官方媒体。例如《人民日报》二零一七年九月的这篇「评算法推荐: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这里面有很多正确的话,但显然,嘿,旅程本身才是奖励,就算目的地一样我也不想跟她们走。

我觉得 Madrigal 的五问并不够。他这样提问,背后的假设是 Facebook 的规模已经让它不再是纯粹的商业公司,而具备了政府——或者说社会公器——属性。那么,如果 Facebook 能够实现程序正义,如果它的决策是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它就会变得更好。但这个商量的前提已经错了,可以商量的东西非常有限,Facebook 毕竟也还不是政府,她们没必要和大家商量什么。

应该说 Facebook 比较像电视。作为一种媒介的电视。我们需要一种社会层面的觉醒。例如,小朋友整天看电视,家长会批评。成年人整天看电视,社会就会发明诸如「沙发土豆」等各种名词来羞辱她。当然,也有看很多电视但没中毒的人。那种人一般都很厉害,是我们的榜样。Facebook 和微信用户里谁是我们的榜样呢?没有,不存在这种概念。

当大家都意识到 Facebook 和微信是电视的时候,政府就要管了。这无可避免,但无论政府管不管,我们自己都得管。去羞辱那些沉迷 Facebook 和微信的人吧。永远不要相信某某新技术是未来,只有当新技术最初的兴奋感退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谈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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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世界》聊天软件安全图例 v1.3

二零一八年一月廿五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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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iMessage: 二零一八年二月廿八日起,苹果将中国用户的 iCloud 数据交由国企「云上贵州」管理。目前 iMessage 不是 iCloud 的一部分,但 iMessage 计划中有 iCloud 同步功能,即将 iMessage 聊天记录完整保存在 iCloud。此功能一旦上线,中国用户应考虑云上贵州因素。(在二零一八年一月廿四日发出的 iOS 11.3 开发者预览版里,被称作「Messages on iCloud」的功能已经可以开启。)

iMessage 只能在苹果的设备上使用,固然是一种商业利益驱使下的封闭。但考虑到 iOS 设备保持操作系统在最新版本的比例远高于安卓,安卓用户暴露在系统漏洞下的风险也要比(未越狱的)iOS 用户大得多。若设备在系统层面被攻破,聊天软件本身的端到端加密技术已经于事无补。从这个意义上说,iOS 的安全系数又增加了几分。就算妳和安卓用户使用相对而言最安全的 Signal 通讯,妳很可能也无法确保对方的安卓系统是包含最新安全补丁的版本(以及对方是从可信的渠道安装的 Signal)。

注二:Wire: 在国内部分城市,文字以外的信息需翻墙,但它是上述软件里唯一可以不交出手机号、仅用电邮注册的。在大部分国家,手机号都会和个人身份信息绑定,电邮相对而言匿名性更高。请注意,用 Wire 的手机版软件注册依然要输入手机号,请用浏览器访问网页版 app.wire.com 直接通过电邮注册。之前用手机版注册了的朋友可以到 Settings >> Account 里删除手机号。

注三:Telegram 使用专有加密协议,密码学社群认为这是弱点

注四:上述聊天软件的网站:Wire, WhatsApp, Telegram, WeChat, Signal, LINE, Facebook Messenger(iMessage 系捆绑在 iPhone 和 iPad 中的软件)。微信是其中唯一不默认使用 HTTPS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