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的目录

本文是我为 Fred Turner 的《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繁体中文版《寻找新乐园:只用剪刀浆糊,超越谷歌与脸书的出版神话》(新乐园,二零一六)写的推荐文,经授权发表于《一天世界》博客。感谢 @wastemobile 的邀请(推荐这个 Twitter 账号)。本书亦有简体中文版《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东西文库,二零一三)。下文由我转为简体并添加链接,措辞针对简体读者作了调整。

有本书叫《我不是一本型录》(按:「型录」系 catalog 在台湾的译法,源自日文),我没有读过。听上去像是主张在晚期资本主义世界重视个人经验,拒绝归类等等。这个书名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

但我不愿意这样来定义它。《全球目录》的确不是普通的目录,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它又的确是一本目录。其内容无非就是列出各式商品的简介以及购买方式。它是一本索引,一本黄页,一本手册。Whole Earth Catalog 在中国被译为「全球概览」,想必译者觉得「目录」一词太过普通且商品味浓厚,非用「概览」为其赋予某种宏大感不可。

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会。《全球目录》的口号叫「access to tools」,access——让原本无法取得某种东西的人取得这种东西——是一种赋权行为。宏大和高级感是其主编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最不想要的气质。它就应该像一本商品目录那样廉价。

我错过了《全球目录》的时代,但和我一样在一九九零年代开始上网的人很容易理解它的趣味。那时的万维网(web)远比今天简陋,但简陋成就了自由。妳不需要考虑不同操作系统、浏览器和屏幕尺寸,没有什么人会抱怨妳的网页的用户体验不好,更几乎不存在审查制度。于是各种奇形怪状、光怪陆离的趣味一下子找到了释放口。除了没有链接可以让妳下单购买以外,那个年代的万维网就是一本货真价实的全球目录。

《全球目录》出版于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其中列出的许多商品如今都不复存在。从商业角度说,这是一本相当糟糕的目录——妳看不出它的目标受众是什么人。Moog 电子合成器、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经典《控制论》、打猎穿的靴子、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球形建筑、种植工具、木工工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文明史》等五花八门的物品名列其中,用今天的眼光看,行销同事想必会挠头:究竟要怎么定义这个细分市场?

《全球目录》在廿一世纪的名声和已故的乔布斯有很大关系。在二零零五年面对斯坦福大学毕业生的演讲里,他把《全球目录》称作「Google 之前的 Google」。这个比喻很有力量,但在关键的一点上并不准确。作为工具的 Google,和作为工具的《全球目录》或万维网有一个深刻的区别:Google 的用户明确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信息。「搜索」和「浏览」这两种行为,就好比有目的的游客和无目的的浪荡子(flâneur)。Google 出现的当年,以其远超同行的技术令信息搜索变得无比便利,但也逐渐让数位浪荡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这一区别在二零零六年左右开始逐渐被人们意识到。自那以后,伴随着以观察和分析用户行为为基础的数据科学的崛起,我们越来越不容易看到自己既有视野以外的东西。

目录是用来卖东西的,《全球目录》也不例外。但它并不直接卖什么,仅仅给出各种商品的相关信息、价格以及商家联络方式,由读者自行联系购买。这一点让它很像如今 eBay 或淘宝这类受益于全球化的网络平台。不过,《全球目录》的全球,和全球化的全球并不是一个意思。恰恰相反,前者传递出的 DIY 和自给自足理念,反映的是对本地化的重视。今天在全球复苏的本土主义运动是对全球化导致的伤害的反动,而一九六零年代《全球目录》代表的本土主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则代表着人面对体制时的自保策略。无论有多少个插头插在了作为社会人的我的身上,拔掉之后我还是可以生存。

那么《全球目录》的全球指的是什么?答案可以从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莱恩(Robert Heinlein)的名言中找到:「生而为人,应该能够换尿布、策划入侵、杀猪、开船、造房子、写十四行诗、算账、建墙、正骨、抚慰临终之人、接受命令、下达命令、合作、独行、解决方程式、分析新问题、清理马粪、编程、烹饪美食、高效战斗、英勇牺牲。专业分工是给昆虫准备的。」

这想必就是布兰德在看到了 NASA 从外太空拍得的地球全景后想到的事(《全球目录》刊名来自这里)。地球是完整的,人也应该是完整的。《全球目录》是给任何想(重新)成为完整的人准备的目录。在知识体系高度专业化的今天,这本革命性目录在精神象征上的重要性比一九六零年代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