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坐在了原本并不是设计来给人坐的物体上。

有的东西看上去就像是可以以某种特定方式交互的样子，比如圆形把手看上去就是可以抓住并转动的，设计理论称此为 affordance。

通常，拥有特定高度和面积的平面会被视为可以坐的。但图一里的物体是球面而非平面，图二平面的面积并不能很好地安放臀部。对于坐在这些物体上的人，面积、平面和高度这三个要素里，只要高度合适就可以坐。拥有椅子的 affordance 的物体大大扩展了。

为什么要坐？因为疲劳。第一张图的环境——火车站——的确很容易遇到疲劳人群，可以讨论的是设计师有没有安排出足够多的可以坐的地方，但这并非本文重点。第二张图是步行街。步行街上的人也会累，但消费的喜悦和城市文化带来的感官刺激部分冲抵了肉体上的疲劳，而且图二中的人看上去更像是把这个区域当成了某种用以休憩的公共空间。或许他们只是饭后出门散步，或许他们的另一半正在身后的商号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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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诞琦在她关于纳尔逊博物馆的文章「在堪萨斯城回到宋朝」里，对于在馆内练习瑜伽冥想的人表达了不满：

我在中国庙宇厅里站了许久， 仔细端详着元代壁画和辽代木雕， 那么宁静、慈悲、壮美。所以我都没有意识到我身后已经鱼贯而入涌进了十几个人，披头散发，穿拖鞋，衣服宽松得近乎不雅。领头的那个大叫一声：「大家开始吧。」他们纷纷打开了瑜伽垫，开始打坐冥想。

一开始还能称之为打「坐」，不一会就成为了打「躺」，躺在瑜伽垫上，趴在瑜伽垫上，也有男女互躺在一起，露出半个胸半个屁股了，口中念念有词。

门卫就在外面，我叫住他，「这样的事情你就不管管？」

他耸耸肩，「博物馆是公共场所，很多展品恰好是宗教性的，那么一些人跑过来，要发挥这些展品的宗教功能，岂不是天经地义？」

我没有和他继续争论，心中却一阵难过，我想象着七八十年前， 有人从广胜寺挖下了这幅壁画，从智化寺卸下了这方藻井。那是本属于我们的佛像，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宁静的空间，而现在却横陈着这些看起来磕了太多药的嬉皮士。

沈小姐和「嬉皮士」们对博物馆空间的功能有不同理解。如果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嫌鄙那些与众不同地利用博物馆空间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嫌鄙上图中与众不同地利用路障的人？而如果坐在路障柱上属于「没犯法，管得着吗？」，那么在博物馆练瑜伽是否也是？人要累到什么程度，「体面地坐着」的优先级才会（才应该）大幅下降，让位给「无论如何都要坐着」？我们当然不能假定所有坐在这些物体上的人都是慵懒懈怠的家伙，但我们同样不能假定她们都是重体力/重脑力劳动者或是某种非坐不可的病患。中国过去有「舒服不如躺着」的说法，丘吉尔也说能坐为什么要站？但现代健康管理理念有相反的主张。上述两个例子同样是对公共空间的非常使用，但其对身体的自觉意识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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