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6 四月, 202314 四月, 2023 by Lawrence Li 黃章晉說二〇〇二年的北京「洋溢著幼稚而蓬勃的魔力,你經常能在路邊攤上見到像是青年伊藤博文、高杉晉作、坂本龍馬、福澤諭吉式的人物」,可是福澤用笨法苦學荷蘭語後發現世界轉用英語,立即改用笨法苦學英語。光這一點就難以讓人與北京的意氣青年類比。黃還說〇八奧運是北京變得「不再是那個北京」的分界。那是十五年前。傅高義的《日本第一》就是六四東京奧運之後十五年寫的。 (點此讀豎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