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又看到幾篇關於（美國）年輕人閱讀能力下降的文章。比如最近的這篇，還有一月份《紐約客》的這篇，梳理了從二零一零年 Nicholas Carr《The Shallows》開始的相關文本。所謂閱讀能力下降指的是富媒體環境下讀文字的能力下降，一種 Neil Postman 式的媒介批判。我們不免會把這種批評角度和 Dynamicland 比照觀察。Bret Victor 是 Postman 思想延長線上的一員，但 Dynamicland 無疑也是有在考慮文字這個古老的思考工具應該如何改進——這裏他又是 Alan Kay 思想延長線上的一員。妳也可以把 Kay 看作 Postman 思想延長線上的一員。

時常能見到不再相信文字的人（或者說認爲文字作爲思考工具在今天確實力有不逮）。可惜，如果去問她們理想中的工具是什麼，其想像大都脫不開「影片」二字（在中國叫視頻）。換句話說，這些看似熱衷未來的人對於半個世紀以前已經發生過的對電視媒介的批判懵然無知。如果她的答案是 AR, VR 和 MR，那就不妨問問她在這些別樣現實裏究竟思考了些什麼出來。

Dynamicland 試圖說明我們可以有比文字更好的思考工具，而那絕不是影片，更不是當季流行的科技新款。《Mindstorms》試圖說明要學好數學需要一個類似外語環境那樣的數學環境。但中國和印度以數學人才著稱，那裏恐怕並沒有那樣的環境。換句話說，沒有 Dynamicland 並不妨礙某些羣體學好數學。中國人很喜歡批評中國人沒有邏輯，但有邏輯的中國人顯然也不少，我很難想像她們都是在一個非常符合 Postman、Kay 與 Victor 理想的教育環境裏生長起來的。天賦或許可以解釋一部分，但唯有天賦好的人才會閱讀、有邏輯的社會就是極權社會。所以 Victor 的長期目標是「Reform our infantilized society. Give people the tools to resist and destroy consumer culture (ubiquitous emotionally-manipulative branding and advertising, materialism, artificial fashions) and the corporation’s oligarchical control over employment, entertainment, and creativity. Return power, dign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individual。」以日本的現狀看，應該說品牌、廣告和物質主義對國民情感的全面操弄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但與此同時，和美、中相比，娛樂和創意被寡頭企業控制的狀況似乎不那麼嚴重。

聽說 Paul Graham 的新文在中國很熱。讀完的感覺是「take care of the world」和「make good new things」剛好是一對反作用力。我不懷疑 Graham 是真誠的，但有多少人會把 good 理解爲「可以讓自己獲得財務自由」？過去二十年硅谷產出了哪些 good new things？世界有因此被好好照顧到嗎？

進入廿一世紀，一度會覺得「反對闡釋」已經過時。現在又渡回了河西。「她的意思其實是……」不，她的意思就是她的文字或語言呈現出的意思。

「……中國人有原罪……這個我也能理解，不過我價值觀都和妳一致了爲什麼妳還是不承認我？」

系統性的歧視甚至暴力另說，但價值觀不是妳說了什麼、寫了什麼就算的。在法律和規條上可以設置宣誓一類的流程，但在私人領域則並不像申請簽證或居留權，有表格給妳對照打分，滿足條件即可過關。假如一個人因爲牙周炎導致口臭，妳很難去指責那些對她避而遠之的人（雖然可以佩服那些堅忍不離的人）。我想價值觀比較接近於這個；它是妳散發出來的氣味。尤其在重文字的中國，氣味比文字誠實。

（點此讀豎排版）

在「簡單而困難的任務」裏寫過 ChatGPT 目前對於稍微複雜的 OCR 任務還不太堪用，今天又遇到一個有趣的例子。印刷品上的句子是：

It is curious to find that Beethoven himself was not satisfied with WoO 80: He gave it no opus number, and in later years professed to be ashamed of it.

拍照後給 ChatGPT 識別出來變成了這樣：

It is curious to find that Beethoven himself was not satisfied with WoO 80:

• He gave it no opus number, and
• In later years professed to be ashamed of it.

我就是討厭被照顧。

（點此讀豎排版）

先說正確答案。據二零二零年 Alison de Souza 爲《南華早報》寫的這篇報道，Kamala Harris 的中文名賀錦麗是其好友 Julie D. Soo 的父親 Stephen H. Soo 所取。此說隨後被 Harris 的中文維基百科頁面援引。

據《南華早報》，Julie Soo 在接受《This Week in Asia》採訪時提到廿一世紀初她建議 Harris 取中文名的事（彼時兩人均爲律師）：

「Kamala，妳應該取個好聽的中文名，不然註冊官就會按慣例給妳安一個音譯名印在選票上。那種名字只是對應發音，沒有寓意。」

問之於 ChatGPT、Claude、Perplexity 和 DeepSeek。後兩者的答案大體正確。Perplexity:

卡瑪拉·哈里斯的中文名字「賀錦麗」是由她的華裔朋友蘇榮麗和她的父親蘇錫芬在她競選舊金山地方檢察官時給予的。這個名字的由來是為了與華裔選民建立更好的關係，並增加她在華人社區的認可度。

DeepSeek:

Kamala Harris 的中文名字是「賀錦麗」。這個名字是由舊金山當地的華裔社區人士為她取的，旨在幫助她在競選地區檢察官時更好地與華裔社區建立聯繫。中文名字的選擇通常考慮到音譯和意譯的結合，以便於中文使用者記憶和發音。「賀」是一個常見的中文姓氏，「錦麗」則寓意美好和光彩。

ChatGPT 和 Claude 都說可能是香港或台灣傳媒給 Harris 取的中文名，沒有提到 Julie Soo 的事。此外，它們也都將自己的判斷聯繫到了香港和台灣的人名翻譯傳統，讓自己的錯誤答案看起來更有理據。這都是我們熟悉的 LLM 式胡說八道。

至於 DeepSeek 的答案，「華裔社區人士」不確。不過更大的問題在於「中文名字的選擇通常考慮到音譯和意譯的結合，以便於中文使用者記憶和發音」一說。這句話出自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身的 LLM，未免令人啼笑皆非。中國的人名翻譯一向音譯至上，照章辦事。固然在每個漢字的選擇上也會取捨，但從不會考慮中文使用者的記憶和發音便利（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中國人抱怨初讀俄國小說中譯本記不住角色名）。事實上，文翠珊（Theresa May）、辛偉誠（Rishi Sunak）、施紀賢（Keir Starmer）這種英屬香港時期的譯名風格在中國還常常淪爲笑柄。若 Kamala Harris 的好友是中國出身，恐怕根本不會覺得「卡瑪拉·哈里斯」這個音譯名字有任何問題。DeepSeek 如此見解，豈不是視其母國的翻譯慣習和傳統爲無物？

（點此讀豎排版）

Tyler Cowen 之前引述 Jean Baudrillard 一九九零年關於人工智能的話（當時亦有人工智能熱潮），評論區大體是在嘲笑。不過單就這一句，和今日並無區別：

這種機器提供的是思維的奇觀。操縱這種機器意味着更注重思維奇觀，而非思維本身。

出自《The Transparency of Evil》裏的「Xerox and Infinity」一章。Baudrillard 稱人工智能爲禁慾式的機器（原文 celibate，主要指出於宗教理由的禁慾）。不過九零年代至少還是有一衆探究機器和慾望關係的哲學家和藝術家，有《鐵男》。蠢鈍的機器靠同樣蠢鈍的肉身來制御——寺山修司的「人力飛行機」概念，或是喬布斯講的 bicycle for the mind。老舊但堪用，孤立無援的個人亦可完全理解的系統。今天則是要用聰明的軟件去制御蠢鈍的硬件。

孤立無援的個人亦可完全理解的系統是 personal agency、empowerment 這些概念的前提。

（點此讀豎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