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演員陳豪在某部古裝劇裡演皇帝時說出了「幫朕 check 下」,成為坊間樂事。想起曾有香港朋友用了「踩點」這個普通話詞彙。追問他粵語怎麼說,答曰:Check 場。古代皇帝不會說現代粵語,那麼既然讓他在電視劇裡說了粵語,加個英文詞未嘗不可。中西夾雜是時候要 normalize 了。
Kamala Harris 的中文名是怎麼來的——LLM 版
先說正確答案。據二零二零年 Alison de Souza 爲《南華早報》寫的這篇報道,Kamala Harris 的中文名賀錦麗是其好友 Julie D. Soo 的父親 Stephen H. Soo 所取。此說隨後被 Harris 的中文維基百科頁面援引。
據《南華早報》,Julie Soo 在接受《This Week in Asia》採訪時提到廿一世紀初她建議 Harris 取中文名的事(彼時兩人均爲律師):
「Kamala,妳應該取個好聽的中文名,不然註冊官就會按慣例給妳安一個音譯名印在選票上。那種名字只是對應發音,沒有寓意。」
問之於 ChatGPT、Claude、Perplexity 和 DeepSeek。後兩者的答案大體正確。Perplexity:
卡瑪拉·哈里斯的中文名字「賀錦麗」是由她的華裔朋友蘇榮麗和她的父親蘇錫芬在她競選舊金山地方檢察官時給予的。這個名字的由來是為了與華裔選民建立更好的關係,並增加她在華人社區的認可度。
DeepSeek:
Kamala Harris 的中文名字是「賀錦麗」。這個名字是由舊金山當地的華裔社區人士為她取的,旨在幫助她在競選地區檢察官時更好地與華裔社區建立聯繫。中文名字的選擇通常考慮到音譯和意譯的結合,以便於中文使用者記憶和發音。「賀」是一個常見的中文姓氏,「錦麗」則寓意美好和光彩。
ChatGPT 和 Claude 都說可能是香港或台灣傳媒給 Harris 取的中文名,沒有提到 Julie Soo 的事。此外,它們也都將自己的判斷聯繫到了香港和台灣的人名翻譯傳統,讓自己的錯誤答案看起來更有理據。這都是我們熟悉的 LLM 式胡說八道。
至於 DeepSeek 的答案,「華裔社區人士」不確。不過更大的問題在於「中文名字的選擇通常考慮到音譯和意譯的結合,以便於中文使用者記憶和發音」一說。這句話出自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身的 LLM,未免令人啼笑皆非。中國的人名翻譯一向音譯至上,照章辦事。固然在每個漢字的選擇上也會取捨,但從不會考慮中文使用者的記憶和發音便利(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中國人抱怨初讀俄國小說中譯本記不住角色名)。事實上,文翠珊(Theresa May)、辛偉誠(Rishi Sunak)、施紀賢(Keir Starmer)這種英屬香港時期的譯名風格在中國還常常淪爲笑柄。若 Kamala Harris 的好友是中國出身,恐怕根本不會覺得「卡瑪拉·哈里斯」這個音譯名字有任何問題。DeepSeek 如此見解,豈不是視其母國的翻譯慣習和傳統爲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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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is the New Celibate
Tyler Cowen 之前引述 Jean Baudrillard 一九九零年關於人工智能的話(當時亦有人工智能熱潮),評論區大體是在嘲笑。不過單就這一句,和今日並無區別:
這種機器提供的是思維的奇觀。操縱這種機器意味着更注重思維奇觀,而非思維本身。
出自《The Transparency of Evil》裏的「Xerox and Infinity」一章。Baudrillard 稱人工智能爲禁慾式的機器(原文 celibate,主要指出於宗教理由的禁慾)。不過九零年代至少還是有一衆探究機器和慾望關係的哲學家和藝術家,有《鐵男》。蠢鈍的機器靠同樣蠢鈍的肉身來制御——寺山修司的「人力飛行機」概念,或是喬布斯講的 bicycle for the mind。老舊但堪用,孤立無援的個人亦可完全理解的系統。今天則是要用聰明的軟件去制御蠢鈍的硬件。
孤立無援的個人亦可完全理解的系統是 personal agency、empowerment 這些概念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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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有沒有讓世界變好,最終是看有沒有讓具體的人變好。而只要出來喝杯咖啡,我就知道妳有沒有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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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在一家沒去過的二手書店買了幾本英文繪本。和很多東西一樣,繪本和兒童文學也有那麼幾張經典單子,但是在這種二手書店就能找到今天沒人提起的鋪塵佳作。沒聽說過的出版社,沒聽說過的系列,沒聽說過的作者和標題。不理會任何評價去直面作品一直是稀缺能力,十幾年前凡事先問穀歌,現在凡事問 LLM,這種能力更加瀕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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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蘋果的那個檯燈機器人,唯一的感想是:蘋果也開始發佈「概念作品」了?
Ping Wu(鹿橋之子)說「我是在飯店做事」「我是在美國生長的」。
伍雷說「妳喜歡 fà 國香水嗎?」
十年前給《紐約客》寫 Jonathan Ive 的 Ian Parker 又給《紐約客》寫了一篇 Norman Foster。講到 Foster 的樂觀精神在建築上的反映,說身處他的作品當中讓人覺得「不在別處真好。」想起多年前香港朋友對於 Mac 的評論(還是 iBook / Powerbook 年代):對住部 Mac 係開心啲嘅(對着 Mac 的確是會開心一點)。不過開心時通常都做不出什麼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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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說在座各位都是垃圾
五歲的女兒問我爲什麼很少哭。我想跟她說 Josef Hofmann 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演奏的蕭邦降 E 大調圓舞曲作品十八(Casimir Hall Recital)令我哭泣,因爲那是對現今所有以及二戰後大部分鋼琴「大師」豎起的中指。南玲翻唱披頭士的「Boys」(「十八姑娘」)、凌雲翻唱的「Hanky Panky」也令我哭泣,因爲如果不是中共,中國人也可以有這麼精彩的六十年代。ChatGPT o1、Claude、Gemini 和 DeepSeek 都還理解不了這個。它們大概永遠理解不了。哭是因爲音樂法西斯剪斷了那根豎起的中指,而在座各位 AI 都是那法西斯機器的一部分。中國人有句老話:妳永遠無法叫醒裝睡的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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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在於 LLM 身份不明。和人說話時,我們之間是有某種關係的,這種關係可以讓我在腦中就對方的思維形成一個模型,然後我們的話就有了語境。我大體瞭解這些話背後有什麼假設和動機,我們兩人的話會有什麼後果。如果一個人同意我,那就要看她是試圖保持善意的朋友,是無奈認輸的對手,還是收費提供專業意見的人,或者是個銷售。但和 LLM 對話時,語境要麼是一個空洞,要麼隨時在變。
我一向認爲雙重標準很有必要。同樣的話從不同人嘴裏說出來就是不一樣。每當四字詞被縮減爲兩個字並當作武器用,大體總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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