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廿五日午後兩點假舊金山公共圖書館舉行。
《昧夜之交》是舊金山第一部商業製作的廣東話劇。該劇講述了一位年輕移民的困境和掙扎,以及她如何透過四位神秘朋友來克服心理的挑戰。該劇由詩人兼劇作家馬文蕙編劇,陳嘉盈執導,和一團粵語發燒友演出,將是一場盛裝舞台朗讀。
「一團發燒友主辦的首部商業製作」就像《The Good Place》裏 Jianyu 說自己是「professional amateur DJ」。It’s a beautiful thing。免費入場,點此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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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中國出現了熱門作品,人們就會開始討論它是不是真的好。廿一世紀以降,中國出現了很多賺錢的爛作品,大家都希望能有一款賺錢的好作品。
答案是: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出現賺錢的主流好作品。
準確地說,是不可能出現人們真心期待的那種好作品。中國可能產出的主流好作品是類似「No Motherland Without You」那種。它可以令妳感動,但同時又讓妳覺得吃了一隻老鼠。中國也可以產出很多令人沉思、感慨、興奮、驚懼的獨立作品,但無法產出令庶民喜愛的同時,又令有良知的知識人收貨的作品,那種讓妳真的覺得「身爲中國人真好」的作品。
這首先是因爲中國的知識階層大部分都還沒有開始——或是在迴避——思考「身爲中國人」是什麼意思。只要我們依然把「中國人」這個身份看成理所當然的事,就不會出現讓妳真的覺得「身爲中國人真好」的作品。其次是因爲任何作品都是由作者和觀者合作產出的,沒有好的觀者同樣不會有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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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中文引號的正確用法是「」不是 “ ”
忽然想到之前中國有人在討論《原神》裡的引號都用「」而不是 “ ”,還覺得這是文化入侵,不知道這樣對他們來說算不算是一種支語,官方是說因為「」比 ” “ 更好辨識啦,雖然我覺得應該是受日本影響。
Gee, where do I begin? 只能給出這個網站了:中文引號在中國。另外需要指出 @tsai_233 的發言中第二對西洋引號反了,恰好爲《原神》的說法提供了理據。不過這並不代表這說法是對的——西洋引號出現在中文裏確實由於尺寸較小容易看錯,但《原神》使用中文引號並非她們主動思考這個 typography 問題後的選擇。受日本影響的說法也不對,雖然用在《原神》身上很容易讓人覺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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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看理想,我在那邊的上一個節目已經是四年前的事,或許大家可以容忍我爲不知道的人發一次廣告。目前我在看理想有三個節目:二十世紀十大唱片里程碑——作為樂器的錄音室、昭和歌謠:二戰後的日本流行音樂、明日世界生存指南——給女兒的三十封信。
李萱:
雖然波斯特曼(按:Neil Postman,通譯波茲曼)的書寫在電腦普及之前,而他對電腦和網絡對兒童影響的預判可以說是 180 度全錯,但是從今天的現實來看,電子產品發展的方向其實跟波斯特曼關於電視的分析思路還蠻相似的……波斯特曼指出,閱讀這樣的個人腦內活動能促進個體的獨立思考,但他可能想不到,僅僅是千禧年時代的部落格和個人主頁可能帶來的個體主義狂潮,就可能把這個趨勢推到一種負面的極端。如今全球遍地開花、也被兒童廣泛使用的社交媒體,更是被一些學者認為助長了青少年的寂寞孤獨和心理問題。
正如作者在整期節目裏將古典電腦——運行 macOS、Windows、Linux 等操作系統的筆記本電腦或台式機——與智能手機/平板以「電子產品」的名義混爲一談(亦或是她完全排除了古典電腦?),部落格(即博客)/個人主頁與社交媒體是徹底相反的兩類東西。而前者究竟把什麼趨勢推到了負面的極端?關於互聯網史的共識告訴我們,部落格和個人主頁尚能形成某種趨勢的年代——儘管那規模和社交網絡的趨勢相比不值一提——剛好是互聯網的黃金時代。
而作者又是基於什麼得出了 Postman「對電腦和網絡對兒童影響的預判可以說是 180 度全錯」的結論?在她所引述的《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一九八二)一書中,Postman 對電腦有如下判斷(本人拙譯,下同):
問:有沒有什麼通訊技術能夠維繫對童年的需求?
答:唯一有此潛力的技術就是電腦。要爲電腦編寫程序就意味着要學一門語言。也就是說,要像一個有完整文字素養的人一樣掌握複雜的分析技巧。這需要專門的訓練。如果我們認同所有人都必須理解電腦的運作原理,理解它們是如何將自己特殊的世界觀加於人類,如何改變我們對「判定」的定義——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認同所有人都應該像具備文字素養那樣具有電腦素養,那麼或許年輕人的教育會得到重視,和成人文化不一樣的青年文化能夠得以延續。但這有賴於各種前提條件。如果使用不當,媒介本有的潛力會被破壞殆盡。舉例來說,從本質上說,廣播電台有潛力成爲人類語言的力量與詩性的放大器和應援團,世界上也的確有些地方的人在用電台來做這個。但在美國,多少由於要和電視競爭,電台成了音樂產業的附屬品。結果,理路清順的長篇成熟語言幾乎在電波中絕跡。(NPR 是唯一的精彩例外。)因此,電腦雖然有潛力令大衆掌握連續的、邏輯的、複雜的思維,但這件事的發生絕非必然。舉例來說,如果大量半電腦文盲迷醉於視覺性電腦遊戲的魔力,一知半解地使用電腦並被電腦使用,某些人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會更有保障。在這種情況下,電腦將保持神祕狀態,由一羣官僚精英把持。年輕人不必再接受教育,童年也會一帆風順地繼續駛向終結。
如果說 Postman 錯了,恐怕錯在過於樂觀,錯在居然敢天真地暗示電腦有潛力——無論可能性多麼低——「令大衆掌握連續的、邏輯的、複雜的思維。」
十年後的一九九二年,Postman 又在《Technopoly》中寫道:
Thamus 警告說,Theuth 的學生會產生一種名不符實的智慧。他的意思是,那些熟練掌握新技術的人會成為新的精英群體,而沒有技術能力的人會為她們賦予德不配位的尊榮……Harold Innis 在《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里用許多歷史證據說明新技術如何「擊破」傳統的知識壟斷,並創造出由另一批人掌控的新壟斷。我們也可以這麼說:新技術的好處和壞處並不是平均分布的。總會有贏家和輸家。輸家往往還會出於無知為贏家歡呼。這種令人費解又悲哀的事情如今仍在進行。
……
毫無疑問,電腦提升了軍隊、航空公司、銀行和稅收機構等大型組織的權力。同樣,對於物理和其它自然科學的高級研究者來說,它也已經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電腦技術在什麼程度上澤被了普羅大眾?……跟蹤和控制她們變得更容易了,各種名目的檢查數量增加。對於施加於自己身上的決策,她們也越來越不知其所以然。大眾常常只不過是一個數字。她們被垃圾郵件轟炸,廣告公司和政治機構要針對她們投放信息易如反掌……簡而言之,輸家想要的東西幾乎全都得不到,正因如此她們才是輸家。
贏家會鼓勵輸家對電腦技術培養興趣,這並不奇怪……她們會對輸家說,個人電腦可以讓普通人更方便地管理賬本,更好地整理收據,列出更合邏輯的購物清單。她們還對輸家說妳的生活會因此更有效率。但她們暗中略過不提的是這個效率究竟是對誰而言,成本幾何。一旦輸家開始懷疑,贏家就會誘之以電腦的各種神奇功能。這些功能對於輸家的生活用處甚為有限,但看上去還是很厲害的樣子。輸家終於屈服,一部分原因是她們相信如 Thamus 所預言的那樣,掌握了新技術的人所擁有的那種專門知識是一種智慧。擁有這些知識的人也如此相信。Thamus 同樣預言了這一點。結果,某些該被提出的問題就石沈大海。例如,這種技術為誰賦予了更大的權力和自由?誰的權力和自由又會因其減少?
我們今天太習慣於見到錯誤的未來預言,動不動就要把當年 Steve Ballmer 和 Palm 的行政總裁 Ed Colligan 嘲笑 iPhone 的故事拿出來諷刺對官僚精英們設計的未來表現出哪怕一點點懷疑的人。或許正因如此,我們已經不知道如何理解一個在 Mac 尚未誕生的一九八二年和互聯網遠未普及的一九九二年寫出上述文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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