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 Android 與 iOS 優劣的無聊口水仗一向為全球民眾樂見。這邊有人收集了最近香港某論壇上的版本。

iOS 派：未見過 Android 機係有明星用，除咗賣廣告嗰時。（沒見過有明星用安卓，除了賣廣告的時候。）

反過來的確 iPhone 是沒有代言人一說的。

iOS 派：以前用 An 機唔洗半年就開始 lag⋯⋯iOS 順好多，成日有得 update。（以前用安卓不到半年就開始卡⋯⋯iOS 順得多，動不動就能更新。）

「成日有得 update。」I am speechless。I have no speech。

iOS 派：Android 又要按呢樣嗰樣，根本唔 user friendly⋯⋯佢打字都麻煩啲，又扮晒多功能咁。（安卓又要按這按那，根本對用戶不友好⋯⋯打字也比較麻煩，而且總想顯擺自己功能多。）

「扮晒多功能咁」是對「把選擇交給用戶」設計哲學的粵語妙答。

安卓派：Android 機影相已經靚過 iPhone 幾十倍，而家出街邊忽仲聽到後生講要用 Airdrop send 相呀，係你哋班蘋果圈老人家咋。（安卓拍照已經比 iPhone 靚幾十倍，現在街上哪能聽到年輕人說要用 Airdrop 發照片啊，也就是你們這幫蘋果圈的老人家而已吧。）

前面有一位 iOS 派表示 Airdrop 傳照片是一大優勢，但我自己也確實不認識頻繁用這功能的人。「蘋果圈老人家」令人心有慼慼，剛好之前也看到了類似的「Mac 遺老遺少」，雖然與事實不符，但應該能代表一部分非蘋果用戶的心理感受。

（點此讀豎排版）

在舊世界，正經媒體是不可能因為自己不喜歡什麼就故意迴避的。但如今的新世界還有什麼不可能嗎？我想問的是「X（舊名 Twitter）」這個用法要持續到哪一天。掩耳盜鈴地強行稱之爲，you know，Twitter 似乎是一種 activist 的選擇了。

（點此讀豎排版）

@songma:

中国知识分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中国知识分子：上智下愚。

想起昨天看到的這篇「基於荷爾蒙開發的開源項目」。希望行義的軟件開發者遇到無禮的用戶後，馬上就畫出了「開發者」和「普通用戶」之間的界線。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與工作，我也在各種破事中掙扎，我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個素不相識的人犧牲自己？」說真的，這就是基於荷爾蒙的開發和基於熱情的開發的區別。爲什麼要爲素不相識的人犧牲自己？因爲行有餘力，而幫助別人是快樂的。這不是荷爾蒙，而是道德。

（點此讀豎排版）

「我們總認爲軟件的新版會比舊版好。新版一旦上線，我們的大部分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真是彌天大謊。」

——Jose M. Gilgado「終版軟件之美」

不知蘋果該爲這件事負多少責任。印象中 Windows 用家不那麼關心更新，App Store 的面世更是讓人對更新上癮，且令第三方開發者無法掌控自己的更新步伐。

總體而言，廿一世紀的蘋果對世界的改變需要全方位重新評估。

（點此讀豎排版）

這種賊喊捉賊的東西是不會有耐心讀完的。

點這裡可以去唐山出版社的線上書店買，當然其它書店也有。電子書業者董福興之前與作者有一次對談，題目是「文鬥必勝的文化政治和不死策略」。文鬥，文化鬥爭是也。

……我想問的是「文鬥」這裡的「鬥」，對阿肥（丘延亮）來說，這本書寫到一九六八年為止，只是人生非常前半，但他就已經很有意識地在「鬥」。也別忘了，那是一個刻板印象中很肅殺的五零年代。

講座前一天正好樂生的茆萬枝阿伯過世，他用木頭廢料自己搭出一棟棟建築的模型，在一場又一場的遊行拖行，這就是他自己的「文鬥」手段。

樂生保存運動在這幾年的社會運動中非常特別，因為有一個廣大的空間，人可以自由進出使用空下來的房舍，所以成為了各種議題的匯集，反核、反水庫、小劇場、人間雜誌⋯⋯在裡頭只要不是不聞不問，自然就會進入台灣社會運動的匯流裡頭。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空間沒了，社會「鬥」的力氣也散了。《端傳媒》今年七月就有一篇探討大學異議性社團人越來越少現實的報導。

同時現在的氛圍是：「讀文組沒出息，要進理組考上能進半導體業的系所，才能出社會有足夠的薪資來結婚、生子、買房，過『正常』的人生。」

……

所以，本來想從他的記憶中來探討，怎麼會有個年輕人在五零年代時就開始鬥，以各種亂來的手段搞「文鬥」。以及我們怎麼看現在這世代。

抄錄邱延亮簡介如下：

一九六二年即在屏東縣瑪家鄉山區探訪，後轉讀人類學。就讀台大人類學期間因與陳映真等組「讀書會」試圖突破白色知識宰制，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被捕，因「叛亂罪」入獄。（該案已於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日經總統府人權委員會列為「台灣戒嚴時期十大代表性政治冤案」並獲平反。）

出獄後，於一九七九年以中學肄業的學歷流亡美國獲政治庇護，被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接受為博士生，後取得博士學位。雖於一九八三、八八年兩度申請中研院民族所研究職位皆通過學術審查，但因「其他」因素未接獲聘書；遲至二〇〇五年才經中研院「處理丘延亮案特別委員會」通過聘任為「副」研究員。

秉持學術良知，丘延亮中英著作豐富，專書部分從早年《極目田野》、《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後現代政治》、《Colours of Money, Shades of Pride: Historicities and Moral Politics in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Hong Kong》、《The Moral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Located in Hong Kong 跨國企業中工業抗爭的道德政治學 ：一個在香港的工業人類學個案研究》等，合著《防天災 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譯著《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貼身的損友》等等，多與「知識人權」有關。本書同時亦是作者對年少經驗的反思、咀嚼與沉澱。

（唐山出版社今年也出了細野晴臣的《細野晴臣與他的七位錄音師》。）

（點此讀豎排版）

「un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真是詭異到爆炸。

Glenn Fleishman 這個問題大概很多人近年都想過。從二零零零年到二零二零年，我們聽過了太多「讓世界變得更好」和「技術改變世界」。現在答案揭曉了。生於一九六八年的人的確可以客觀地說生活對於大部分人有變好，但如果拿二零二三和二零零零比，有相當多的人也可以客觀地說在變差。

（點此讀豎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