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公论不鸟万书评:We can have nice things

本文系 2015 年 3 月 27 日的《IT 公论》不鸟万书评。不鸟万书评每周五通过电邮发送给所有《IT 公论》的会员,如果你不想和真正的前沿科技文化生活脱节,请考虑成为《IT 公论》会员,支持不鸟万如一和 Rio 把《IT 公论》做成最好的科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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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在《Becoming Steve Jobs》尚未发货时,我在 Twitter 上说:「真正需要的是一本决定性的关于乔布斯不在苹果的那十二年的书。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好是 NeXT 员工来个口述史什么的。」

《Becoming Steve Jobs》就是那本书。

我常常在心里把乔布斯和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相互比较。两个人都性格乖张,特立独行。对于规则、范式、既定看法都不屑一顾,并彻底翻新了世人对某些事物的理解。虽然主要身份是个钢琴家,但古尔德也对新技术极其敏感。同时,他们都少年得志,也都被病痛困扰,并英年早逝——乔布斯活了五十六岁,古尔德只活了五十岁,他死的那年,第一台 Mac 还正在研发当中。

没有什么比怪才更能引起世人的兴趣。在这一点上,乔布斯可以说比古尔德幸运得多。怪才难写,而且大部分读者只关心他们怪癖的一面。说起古尔德,就只想到他在夏天穿冬天的衣服,随身带大量药片,弹琴时随口哼唱;说起乔布斯,就是喜怒无常,狂妄自大,恨不得把一切不如己愿的东西都称作垃圾的终身中二病患者。世界踏入廿一世纪以来,人们对科技的兴趣远远超过古典音乐。加上乔布斯留下的遗产——苹果公司——一路势如破竹,人们对他的故事似乎有无穷无尽的胃口。在今天,如果古尔德被世界误解了,不会有太多人在乎。要是乔布斯被误解了,试图翻案的人会排成长队。

这就是《Becoming Steve Jobs》的作者 Brent Schlender 和 Rick Tetzeli 为自己赋予的使命。虽是两人联合署名,但全书是以 Schlender 的第一人称口吻叙述。此人从 1986 年开始一路追访了乔布斯二十五年,为美国《财富》杂志写过五次关于乔布斯的封面故事。按照另外一位老牌科技记者 Steven Levy 的的说法,Schlender「是乔布斯在几十年里所信任的极少数记者之一」,而这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很可能只有三位:Schlender, 《纽约时报》的 John Markoff,以及 Levy 本人。

这份资历并非 Schlender 撰写本书的唯一原因。他比乔布斯大一岁,和后者同年从高中毕业。两人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都经历了风起云涌的美国 1960 年代。「毫无疑问,我和乔布斯共同接受了反战运动 / 爱与和平的洗礼,」Schlender 写到。「我们都热爱音乐,对科技玩物充满热情,愿意尝试异想天开的想法和经验。」

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两人情感纽带的基础,那也正是刻下最有名的一本乔布斯传记的作者 Walter Isaacson 不具备的。和曾在世界各地奔波,当过战地记者,采访过李嘉诚、比尔·盖茨和诸多美国商业大亨的 Schlender 相比,毕业于哈佛和牛津的 Isaacson 更像是一位企业管理者(他确实担任过 CNN 的 CEO,目前是 Aspen Institute 的 CEO)。留着灰白短发,经常以西装领带示人的 Isaacson 在气质上怎么看都和电脑文化无缘,而 Schlender 大学期间曾在大型主机上开发过游戏,设计过数据库,在 IBM PC 推出的第一天就买了一台并安装了 CP/M 操作系统。《IT 公论》的联合主播 Rio 曾经抱怨说从技术人的角度看,Isaacson 的乔布斯传记相当沉闷。《Becoming Steve Jobs》却是一名修读英文专业的 geek 写的书。


乔布斯死后,随着关于他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日益增多,部分挚友与同事开始对各种作家和导演投射出来的乔布斯形象感到不满。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第一个试图翻案的是 Pixar 总裁 Ed Catmull。在他去年的畅销书《Creativity Inc.》的后记「我们认识的乔布斯」里,Catmull 深沉动人地描述了乔布斯公众形象中与真实不符之处,尤其是家庭和 Pixar 对他的影响。「(在其生涯的中后期)他变得更加公允,更加睿智。他对合作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 Laurene 的婚姻,以及他和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也变成了一个更加和善、更了解自己的领导者。我认为 Pixar 在这方面影响了他。」

怪才被误解是天经地义,但我并不觉得真的有必要去大力翻案。所谓误解,往往是指某些正常的维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是说被突出的部分是无中生有。乔布斯的冲动与狂气都是事实,即便到了他事业成熟的廿一世纪,他性格中的缺陷仍然存在。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存在「看这本就够了」的决定版传记。只有通过对各种官方与非官方文本的反复比对,才有可能接近人物的真面目。

《Becoming Steve Jobs》是比 Isaacson 的《史蒂夫·乔布斯传》更加恳切与热诚的一份文本。如我在本文开头的 tweet 中所说,从 1985 年被苹果董事会驱逐,到 1997 年借苹果收购 NeXT 的机会重返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乔布斯这十二年的人生,是我们理解他在廿一世纪的辉煌的关键。Schlender 并没有试图粉饰那十二年——谁也不可能做到。那是乔布斯人生的低谷。他怀着被驱逐之后的怨忿与复仇心态成立了 NeXT,并很快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把公司搞得支离破碎。Schlender 对这段历史毫不留情。乔布斯请设计大师 Paul Rand 为 NeXT 设计图标的事一度是「重视设计」和「有品味」的美谈,但在 Schlender 的笔下,这个价值十万美元的图标就和 NeXTcube 电脑那镁制方形黑色机身一样,是胡乱花钱、不切实际的罪证。

NeXT 无疑是超越时代的产品,我们今天使用的 Mac 和 iOS 设备中的代码仍旧可以追溯到 NeXT 开发的操作系统当中。人们通常会说 NeXT 的失败是乔布斯经营不善与「过度创新」的产物,但这背后或许还有更加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乔布斯更爱、也更擅长做面向消费者的产品。

在 NeXT 被苹果收购之后,乔布斯对于是否要重回苹果担任 CEO 这件事经历了一番纠结。1996 年底的某个周六晚上,他把 Schlender 请到家中讨论他即将在 Macworld 大会发表的主题演讲。两人谈到了当时的苹果 CEO Gil Amelio:

「Amelio 真是头蠢驴,说了你也不信,」他叹到。最令他烦恼的是他觉得 Amelio 完全不懂怎么把东西卖给活生生的人。「他只知道卖芯片,那种客户你用一只手就能数完,」他抱怨说。「那些不是活人,是企业。」

很难想象说出这番话的乔布斯会去做 NeXTcube 那种专门面向学术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电脑。或许 1986 年电脑的售价以及它在普通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都不足以让它成为大众消费品,或许 1986 年的乔布斯只想通过设计全球最先进的电脑来证明只有他能搞出领先业界数年的计算设备。无论如何,如果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乔布斯是只穿牛仔裤和 New Balance 球鞋,把高端技术民主化,从而改变普通民众生活的革命者的话,NeXT 时代的乔布斯离这样的形象实在不能再远。

NeXTcube 发布会的细节体现了这一点。从很多角度看,那场发布会得到的热烈反响都和 2007 年第一代 iPhone 发布会类似,唯一的(重大)区别是 NeXTcube 的成品完全没能满足人们被吊起的期待。当晚的乔布斯穿的是一身深色意大利西服和白衬衫,打着网纹领带。在发布会的最后,乔布斯让 NeXTcube 用软件天才 Avie Tevanian(日后 Mac OS X 的主要开发者)写的音乐合成软件奏起了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音乐,随后更请出了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Daniel Kobialka 与 NeXTcube 合奏了巴赫的《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选段。

这和我们如今熟悉的「乔布斯发布会」是多么不同!还记得第一代 iPhone 发布会的压轴音乐嘉宾是谁吗?流行摇滚歌手 John Mayer。单单从音乐和服饰的选择上,就能看出两个时代的乔布斯的思维差异。他始终还是更擅长卖产品给活人。

做消费者产品、把产品卖给活人而非企业有什么好处?《Becoming Steve Jobs》中记录了 Jonathan Ive 谈及 iPhone 大卖之后的苹果时说的一段话:

「数字的确说明我们的东西不错,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史蒂夫感到他证明了自己。这很重要,不是说证明了『我是对的』或『看,我就说吧』,而是证明人性值得信任。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确实能辨认出真正的品质,而且他们重视品质。很多人并不相信这点。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它让你感觉和整个世界和人性有了充分的联系,而不是说你被边缘化了,只是在做某种小众产品。」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苹果给予我们的最大激励。人们太容易把「品质」和「小众」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几乎大部分讲究品质的行为都会被市场导向的脑袋归类为小众或缝隙产品(niche product)。在 iPod 和 iPhone 以前的苹果无疑是这类思维最确凿的证据,但苹果随后的故事让哪怕再愤世嫉俗的人也不得不服气。说到底,我们毕竟还是喜欢 nice things。这是一个美丽的想法。

《Becoming Steve Jobs》是一本足料好书。但如果你只是想让自己确信乔布斯有温柔自省的另一面的话,我还是推荐你去读《Creativity Inc.》的后记。在那里还藏着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让我看到了乔布斯与大部分科技巨擘最不一样的特点。Catmull 在谈及 Pixar 对乔布斯的影响时说:

史蒂夫的理想是创造出有用且令人快乐的工具,以此作为他改良世界的方式。因此他对 Pixar 感到自豪——他认为我们的电影的确让世界变得更好了。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苹果的产品再棒,最终都会被送去填海,而 Pixar 的电影则可以传世。他和我一样相信,这些电影通过对深刻真理的挖掘获得了永恒。对他来说,这一想法包含着某种美。John (Lasseter) 曾经谈到过娱乐大众这一行为的高贵性。史蒂夫深刻理解这点,在他生命晚期尤其如此。他知道娱乐大众并非自己的专长,故对于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感到幸运。

在我看来,《Becoming Steve Jobs》一书中描述的「成为乔布斯」的过程是可以学习的。那只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在机缘的驱动下努力克服了性格缺陷的故事。但乔布斯对于文化——或者说「内容」——的价值的深刻体认,是他的 DNA 的一部分,那才是他有别于其他科技领袖的内核特点。和真正的技术主义信徒一样,他明白技术对世界的驱动作用;和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他明白技术永远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Becoming Steve Jobs, Brent Schlender & Rick Tetzeli, Crown Busin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