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曲家刀根康尚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份音乐会曲目单里写道：

纯粹的乐音并非声音，而是「声音」这一概念本身。就像坐标系里的一点。

和我们身边的自然声响相比，纯粹的乐音就像是长期杂交而成的怪兽。

如果觉得难以理解，只要去读一遍张爱玲的《谈音乐》就好了。尤其是这段：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 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钢琴小喇叭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不问情由的锣鼓就是那杂交的怪兽，交响乐的阴谋就是「声音之概念」。

她在文章开头便说：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 即使所谓「轻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张爱玲的聆听事实上是一种后设（meta）聆听。她永远听的是作为「坐标系上的点」的声音：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按：即小提琴），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

外国的通俗音乐，我最不喜欢半新旧的，例如「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带有十九世纪会客室的气息，黯淡，温雅，透不过气来——大约因为那时候时行束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种饱闷的感觉。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惨沮不舒。

后设的前提是距离。对于张爱玲和刀根康尚，这距离是由东西文化的剧烈撞击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