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usan Sontag: The Complet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的前言里，Jonathan Cott 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J.M. Coetzee）对采访和语言的不屑：

接受 David Attwell 采访途中，Coetzee 突然说：「要是有先见之明，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和记者有任何瓜葛。十次访问有九次都是都是陌生人之间的对话，而采访这种文体还为这个陌生人赋予了越界的特权，常规的礼数都可以置之不理……对我来说，真理和静默有关，和省思有关，和书写这一实践有关。语言并非真理的源泉，它是文字的一个苍白的临时版本。」

可是在今天有多少记者愿意并且能够越界呢？如我在《漫画记者与科技记者》里引述独立杂志出版人 Aaron Cometbus 的话：

漫画记者的稿子往往很闷，因为作者和采访对象离得太近。她们过分拘礼，问题谨小慎微，同时又太内行，不会问小白问题。于是稿子从不触及最基本的要点，也给不出全貌。

这样的记者，难道是库切更喜欢的吗？

至于库切的重文字轻语言，马上让人想到 Neil Postman 的话：

……证词要用嘴说，因为大家认为语言比写在纸上的文字更能忠实反映证人的心境。的确，在许多法庭上，陪审团都是不许记笔记的，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也不会以书面形式发给她们。人们要让陪审团用耳朵听真相（或是假相），而不是用眼睛读。可以说我们对于法律真相的认知有种矛盾。一方面，人们仍然多少相信口头语传递真相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对书写——尤其是印刷术——之权威性的笃信则更加牢固。这后一种信念并不容忍诗歌、谚语、老话、比喻，或是任何口头智慧的表达。法律，就是立法者和法官写在纸上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里，律师不需要有智慧，她们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和情报。（《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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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在 Neil Postman 面前战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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