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在知乎的一个答案里讲了文革时期官民的媒介膳食（media diet）不对等问题：

也就是说，有些人，只许我们的父辈们看《沙家浜》《红灯记》这些样板戏，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在看《唐老鸭和米老鼠》。在那个《小白兔拔萝卜》都被批判，说是讽刺进城干部的时代，他们的孩子，在看《唐老鸭和米老鼠》。

我熟悉这种论述，曾经也服膺于这种论述。它有一些变体：

• 香港的《音乐殖民地》杂志（MCB）当年只不过是占据了资讯发达的优势。要是大陆当时信息畅通，分分钟能做出在深度上秒杀 MCB 的杂志。
• 美国乐迷可以自由听到任何音乐，所以不会像中国的地下音乐爱好者那样珍惜。她们没有经历过省午饭钱去脏兮兮的打口档买灰野敬二唱片的日子。
• 某某每年至少飞五次欧洲专门听古典音乐现场，某某在一九九零年代就开始听死亡金属了，她的洞见是很难得的。

以上论述的共同点是对 access 的过度重视。这种重视有时表现为嫌鄙（MCB 的例子），有时表现为艳羡（文革干部的例子），总之都对 access 非常在意。今天，access 图腾已经过时。拜互联网所赐，每个人都能摸到这根图腾柱。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上网。有的人只上微信不上网，有的人只上 Facebook 不上网，有的人只上中央电视台不上网。显然，生活在二零一七年的中国的许多人，看东西和听东西仍然需要「有些人」的准许，也仍然有大量东西不被准许。那么，今天的「有些人」在看什么？什么是今天的《唐老鸭和米老鼠》？

我的答案是：没有什么是今天的《唐老鸭和米老鼠》。而「有些人」在一九七零年代的中国看到《唐老鸭和米老鼠》，就和在一九八一年的上海看到 Jean Michel Jarre 的音乐会，或是在一九九零年代的深圳通过香港的电视台看到 Björk 的 MV 一样，尽管从个人层面必定震撼无比，但只要全体国民无法同步地自由看到《唐老鸭和米老鼠》，「有些人」对《唐老鸭和米老鼠》的阅读也必定是一种被扭曲的误读。文本层面的误读不仅无害，有时还是一种趣味，但这里的误读是另外一种。我只能用以下方式来试图说明：如果妳是某本书唯一的读者，那么无论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或教益，都可以说妳相当于没有读过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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