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朱涛去年底写的「画别 2018，辞别一个时代」：

一个有趣的行业内例子是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自 2005–2017 年起，它的主题分别是「城市开门」「城市再生」「城市动员」「城市创造」「城市边缘」「城市原点」「城市共生」。这些主题多少有宽泛的人文情怀，有探索和理解城市复杂性的热望，有对城市应该宽容接纳不同阶层和族群的倡导。而到了 2019 年，主题则被定为「城市空间+科技创新」。可以想象，新的双年展中一定会充斥着各种「未来主义」产品，每样产品都许诺技术可缔造更美好的社会，等等。

在这些主题里，二零零九年的「城市动员」（策展人欧宁）是一个可与未来主义媾和的题目。动员和未来主义两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都和法西斯和战争密不可分。在二零一九年的深圳的科技狂热中，动员是一个比二零零九年更有意义的提法。所谓意义是针对朱涛文中的问题而言：

辞别 2018，我们会不会迅速滑入一个技术全面管控我们的时代？

（科技界的人当然也思考这个问题，但她们大体缺乏想像另一个未来的能力——哪怕只是因为她们的房贷有赖于这一个未来的成立。）

当然，动员并非被管控的反面，而恰恰是同一面。所以我们也可以问：我们会不会进入一个被技术全面动员的时代？答案当然是：我们已经生活在被技术全面动员的时代。很难说进食前拍照的行为是被哪个人类组织动员的。因为可以做，所以做。意义总是可以事后再填。

人类只有在反乌托邦尚未到来时才会害怕。和通常的机器接管人类的想像不同，被机器动员的人类大体上的自我感觉会比被其他人类动员时更好。我不是被政府或机构要求去做什么，是我在主动选择！她们不明白的是任何动员都可以伴随极大的快感（否则就成了强迫），以及技术的背后是人这一永恒道理。至此，「技术全面管控人类」的假设已经崩塌。我不是在说技术是人写出来的（固然是），而是说和名叫政府或机构的机器相比，运行在互联网上的软件机器要不可控得多。因为 Facebook 的用户不仅仅是商品，她们也确确实实是缔造了 Facebook 的义务员工——人可以既是机器又是人。这的确是一种根茎化的去中心状态，但人们并未就此达成共识，贫富差距和社会问题加强了中心化的幻象，仿佛 Facebook、Google、腾讯、阿里巴巴真的在「管控」着我们。技术动员了我们，但祂没有写下行动指南；那是我们自己写的。

（按：引文中的反斜杠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