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F. Jones 的《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我要说明的是，不论是黎锦晖的靡靡之音，还是演唱它的那些经由大众传媒被人认识的歌女们，都不仅仅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国族构建的结果。像肖友梅这样的五四时期音乐家猛烈批判了流行音乐，但事实上黎锦晖把爵士乐和中国民间旋律融合在一起的独特做法也间接受到了当年知识和政治风潮的影响，肖黎两人都是在一九二零年代初的北大校园内体验到这些的。换句话说，新文化运动的那种国族主义诉求对黎锦晖的音乐活动的影响并不比对肖友梅小。此外，都市流行音乐的表演以及对它的消费的确通常是颓废而有争议的，但它并不是和五四时期反封建、妇女解放以及国族建构完全无关……如果上述看法听上去不符合直觉并且显得牵强，那是因为现代中国文化史的书写一直采用一种干净的二分法：精英文学生产 vs. 大众传媒文化……林培瑞（Perry Link）把鸳鸯蝴蝶派小说描述成五四文学的对立面，前者风格传统、意识形态保守，后者则是精英的和「西化的」……他沿用了像「新文学」和「旧文学」这类可疑的文化分类，只能算是复制了鲁迅、茅盾、瞿秋白等人在一九二零、三零年代那些为自我立碑的论述……较新的流行文学研究虽然试图颠覆正典，探索现代中国文学/文化被忽略的领域，但并未摧毁上述二分法，仅仅是反转了它……对于李欧梵——一个试图寻找和颂扬位于主流边缘作家的学者——而言，张爱玲的小说代表着一种自觉的努力：在关于历史进步和国族构建的五四叙述之外建立一种「颓废的」反论述。但无论李欧梵还是周蕾都没有去挑战那条区分论述与反论述、中心和边缘的界线。仔细复查黎锦晖的音乐生涯之后，这条界线变得不再清晰，而我们可以从中获益。

（这本书有繁体中文版《留声中国》，上述引文系本人私译，链接系本人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