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啁啾会馆（Twitter）说：

对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作为普通人（即职业不是记者），应该把「不转任何截图」作为原则。要传递任何信息，只发链接。若认为对方有可能打不开链接，可以补发截图。但链接不能少。

我很惊讶有不只一人问微信朋友圈和聊天记录不截图怎么传播。显然，在她们的定义里，传播有非常特定的含义：用尽可能小的成本、尽可能快速地传播。因为哪怕是把文字打印在一张 A4 纸上塞进门缝给妳，都不妨碍妳在电子媒介传播：打字录入即可。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拷贝，甚至微信还有用电子邮件发送聊天记录的专门功能，这都比打字录入简单多了。

现在已经很少人提公民记者这个概念了。在 iPhone 和 Android 手机刚刚出现、博客方兴未艾、啁啾会馆还只是少数科技爱好者玩物的二零零七、零八年，公民记者风行一时。在有些人看来，对于需要快速反应的突发事件，聚众人之力，群集啁啾，传统媒体的意义即不复存在。较有理性者会说公民记者是传统媒体的补充。但多年以后人们终究发现没有公民记者，只有记者。所谓公民记者——尤其是以此标榜者——则往往只是写作和拍摄能力都不达标的公民。

不过，虽然这个词淡出江湖，这一现象并未消失。相反，或许因为越来越多人不再信任记者，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在进行记者实践。

在某些有新闻理想的人看来，诸如在朋友圈发医院见闻这样的做法和记者二字完全不沾边。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如果事实证明某种渠道和某种记录方式能有效传播信息，那么这就是记者行为。我们要区分的不是记者和非记者，而是好记者和差记者。做假图、拿多年前的视频混淆视听者自然是差记者里的最下者，但在这之间还有很多灰度层次。对信息源的求证，以及对呈现方式的选择，是好记者的基本功。我们无法要求不是记者的人都具备这些意识，但也不应因为不论什么原因（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出于对职业记者的不信任而产生的叛逆心理）无视她们在传递信息时的草率——尽管那可能是出于好意。

截图是个有趣的现象。它比拷贝粘贴文字内容或链接更方便，方便到了有人已经想不到除了截图之外还能怎么转发信息。截图可以用来突破社交媒体的字数限制，还会被用作一种可信度的证据，证明「这不是我瞎编的」。对于普通人而言，做一张假图远比写一段假文麻烦，截图仿佛真的让她们的话变得靠谱了。

这当然是一种幻觉。以我今天上午收到的一张截图为例：

这是啁啾会馆用户 @Aunty13_lee 的一条消息。以第一句而言，我们会有无数的追问。五例什么？（是确诊吗？她的话似乎暗示是，但我要确定的说法。）在哪个医院？「荣登江苏榜首」有证据吗？例如在各方都在做的疫情实时地图里，能否看到可以与这句话印证的数字？五例患者的年龄？感染时间？症状？就诊经过？这位爆料者在哪个城市？等等等等。

如上所述，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在网上传递信息的人都去查证这些细节，而就算去问，发文者也未必愿意回答。但任何记者都知道，就算明知对方不会回答也不构成不问的理由。在如此多的关键信息缺席的情况下，这张截图并无任何靠谱可言。而这就是截图作为证据的另一不易察觉的问题。它的媒介形态本身经常包含一个暗示：这就是全部，看我就够了。Screenshots imply being self-contained without substantiating it。在有链接的情况下，我们至少还有选择，可以期待在原文下方有读者就原文疑点提问。这的确是一个理想化的期待，但就此例而言，若收到这张截图的朋友能够花一点时间找出原文链接阅读评论，上述问题里至少有两个能得到解答：城市是常州，五例是确诊。（「我们家」是她对常州的爱称。）接下来，只要稍加搜索，就能找到新浪江苏的这条新闻，确认了常州有五例确诊的消息。换言之，从 Aunty13_lee 这位公民记者处得到的信息，在主流媒体上完全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Aunty13_lee 只不过是复述了自己从主流媒体得到的信息。假若她能给出新闻链接，她的读者可以省去很多查证的麻烦。

我提议不要发截图之后，在新浪微博和啁啾会馆都有人指出这是一种类似「官媒」的思路。例如 @tolerancyly 说：

期待别人按照严格的新闻传播规范操作，怎么不去官媒上班。不如提高自己鉴别消息的常识和姿势水平。

这位朋友对于写新闻的人（「别人」）和读新闻的人（「自己」）的区分恰恰源自传统媒体思维。在前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是主要的信息传递管道，「自己」基本只是信息的接收方。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自己」逐渐演变成个体化的信息传递管道。@tolerancyly 本人就是啁啾会馆里的一位积极传播者。读写日益一体，只单纯「鉴别」消息，不同时传播消息的人越来越少。每个读者也都是作者。这位朋友似乎在说读写一体的「自己」有责任改善阅读新闻的能力，但写新闻则可以毫无顾忌，这一逻辑难以成立。

但我懂她们的意思。在她们看来，我的那则提议和中国官方挂在嘴边的「不信谣，不传谣」有什么区别呢？有的人大概还会想到一月初，八名市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因而被「依法查处」的消息。

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推测读者的评论。我想，她们并不是支持转发不实信息，而是支持言论自由，反对因言获罪。同时，她们或许也认为在官方缺乏公信力的社会，民众自力救济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我和她们在这一点上并无分歧。（虽然就像那个在满员电影院喊「着火了」的例子一样，这里是否触及了言论自由的边界，是值得讨论但超出本文范畴的问题。）我的提议中也没有类似「不传谣」或「不传不靠谱信息」的表述。「不传不靠谱消息」是一种品德，不传播截图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自我训练原则。后者的训练正是为了前者。通过提高信息传播成本，它强迫妳多想一步。尝试用自己的话复述微信聊天记录和朋友圈里的内容，或许在自然的对答当中，妳的朋友就会产生各种具体的疑问。而当妳诚实地回答不知道时，妳对于原文作者发布的内容就有了新的认知。

我们可以把截图理解为智能手机的一种 affordance。这种 affordance 无心之中促成了文字内容大量以图片形式传播，是为民权的体现。没有设计者能预估（遑论限定）用户会如何使用自己开发的技术产品，正是自由民主的美妙之处。但民主并非民粹。它意味着参与和责任，意味着个人主体性，以及被赋予权力的可能。把我在技术层面提倡的原则直接曲解为对民权的打压，才是事实上的犬儒愚民与为虎作伥。

（讯通员会《界世天一》日六廿月一年零二零二系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