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15 Pro 很快可以拍實境錄像了(spatial video)。當然必須橫過來拍。如果 Vision Pro 能普及,將可惡的默認豎直錄像幹掉就已經是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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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15 Pro 很快可以拍實境錄像了(spatial video)。當然必須橫過來拍。如果 Vision Pro 能普及,將可惡的默認豎直錄像幹掉就已經是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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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Android 與 iOS 優劣的無聊口水仗一向為全球民眾樂見。這邊有人收集了最近香港某論壇上的版本。
iOS 派:未見過 Android 機係有明星用,除咗賣廣告嗰時。(沒見過有明星用安卓,除了賣廣告的時候。)
反過來的確 iPhone 是沒有代言人一說的。
iOS 派:以前用 An 機唔洗半年就開始 lag⋯⋯iOS 順好多,成日有得 update。(以前用安卓不到半年就開始卡⋯⋯iOS 順得多,動不動就能更新。)
「成日有得 update。」I am speechless。I have no speech。
iOS 派:Android 又要按呢樣嗰樣,根本唔 user friendly⋯⋯佢打字都麻煩啲,又扮晒多功能咁。(安卓又要按這按那,根本對用戶不友好⋯⋯打字也比較麻煩,而且總想顯擺自己功能多。)
「扮晒多功能咁」是對「把選擇交給用戶」設計哲學的粵語妙答。
安卓派:Android 機影相已經靚過 iPhone 幾十倍,而家出街邊忽仲聽到後生講要用 Airdrop send 相呀,係你哋班蘋果圈老人家咋。(安卓拍照已經比 iPhone 靚幾十倍,現在街上哪能聽到年輕人說要用 Airdrop 發照片啊,也就是你們這幫蘋果圈的老人家而已吧。)
前面有一位 iOS 派表示 Airdrop 傳照片是一大優勢,但我自己也確實不認識頻繁用這功能的人。「蘋果圈老人家」令人心有慼慼,剛好之前也看到了類似的「Mac 遺老遺少」,雖然與事實不符,但應該能代表一部分非蘋果用戶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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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世界,正經媒體是不可能因為自己不喜歡什麼就故意迴避的。但如今的新世界還有什麼不可能嗎?我想問的是「X(舊名 Twitter)」這個用法要持續到哪一天。掩耳盜鈴地強行稱之爲,you know,Twitter 似乎是一種 activist 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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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中国知识分子:上智下愚。
想起昨天看到的這篇「基於荷爾蒙開發的開源項目」。希望行義的軟件開發者遇到無禮的用戶後,馬上就畫出了「開發者」和「普通用戶」之間的界線。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與工作,我也在各種破事中掙扎,我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個素不相識的人犧牲自己?」說真的,這就是基於荷爾蒙的開發和基於熱情的開發的區別。爲什麼要爲素不相識的人犧牲自己?因爲行有餘力,而幫助別人是快樂的。這不是荷爾蒙,而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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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賊喊捉賊的東西是不會有耐心讀完的。
中國朋友來日本玩,買的一把小刀怕帶不走,留給了我。見我用報紙包起放進背囊,憂心問道:「帶上電車沒關係嗎?」近年逃亡到日本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在網上的發言大多同屬此類,只是表現形式正好相反;他們會極力告訴妳為什麼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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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世界公民一定是充滿困惑的,這種困惑幾近煩悶甚至痛苦。近年數字遊民四個字基本和加密貨幣聯繫在了一起,這些人多數是標準的原生國國民,不是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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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這裡可以去唐山出版社的線上書店買,當然其它書店也有。電子書業者董福興之前與作者有一次對談,題目是「文鬥必勝的文化政治和不死策略」。文鬥,文化鬥爭是也。
……我想問的是「文鬥」這裡的「鬥」,對阿肥(丘延亮)來說,這本書寫到一九六八年為止,只是人生非常前半,但他就已經很有意識地在「鬥」。也別忘了,那是一個刻板印象中很肅殺的五零年代。
講座前一天正好樂生的茆萬枝阿伯過世,他用木頭廢料自己搭出一棟棟建築的模型,在一場又一場的遊行拖行,這就是他自己的「文鬥」手段。
樂生保存運動在這幾年的社會運動中非常特別,因為有一個廣大的空間,人可以自由進出使用空下來的房舍,所以成為了各種議題的匯集,反核、反水庫、小劇場、人間雜誌⋯⋯在裡頭只要不是不聞不問,自然就會進入台灣社會運動的匯流裡頭。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空間沒了,社會「鬥」的力氣也散了。《端傳媒》今年七月就有一篇探討大學異議性社團人越來越少現實的報導。
同時現在的氛圍是:「讀文組沒出息,要進理組考上能進半導體業的系所,才能出社會有足夠的薪資來結婚、生子、買房,過『正常』的人生。」
……
所以,本來想從他的記憶中來探討,怎麼會有個年輕人在五零年代時就開始鬥,以各種亂來的手段搞「文鬥」。以及我們怎麼看現在這世代。
抄錄邱延亮簡介如下:
一九六二年即在屏東縣瑪家鄉山區探訪,後轉讀人類學。就讀台大人類學期間因與陳映真等組「讀書會」試圖突破白色知識宰制,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被捕,因「叛亂罪」入獄。(該案已於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日經總統府人權委員會列為「台灣戒嚴時期十大代表性政治冤案」並獲平反。)
出獄後,於一九七九年以中學肄業的學歷流亡美國獲政治庇護,被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接受為博士生,後取得博士學位。雖於一九八三、八八年兩度申請中研院民族所研究職位皆通過學術審查,但因「其他」因素未接獲聘書;遲至二〇〇五年才經中研院「處理丘延亮案特別委員會」通過聘任為「副」研究員。
秉持學術良知,丘延亮中英著作豐富,專書部分從早年《極目田野》、《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後現代政治》、《Colours of Money, Shades of Pride: Historicities and Moral Politics in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Hong Kong》、《The Moral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Located in Hong Kong 跨國企業中工業抗爭的道德政治學 :一個在香港的工業人類學個案研究》等,合著《防天災 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譯著《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貼身的損友》等等,多與「知識人權」有關。本書同時亦是作者對年少經驗的反思、咀嚼與沉澱。
(唐山出版社今年也出了細野晴臣的《細野晴臣與他的七位錄音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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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真是詭異到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