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世界，正經媒體是不可能因為自己不喜歡什麼就故意迴避的。但如今的新世界還有什麼不可能嗎？我想問的是「X（舊名 Twitter）」這個用法要持續到哪一天。掩耳盜鈴地強行稱之爲，you know，Twitter 似乎是一種 activist 的選擇了。
（點此讀豎排版）
熱情是一種道德
中国知识分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中国知识分子：上智下愚。
想起昨天看到的這篇「基於荷爾蒙開發的開源項目」。希望行義的軟件開發者遇到無禮的用戶後，馬上就畫出了「開發者」和「普通用戶」之間的界線。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與工作，我也在各種破事中掙扎，我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個素不相識的人犧牲自己？」說真的，這就是基於荷爾蒙的開發和基於熱情的開發的區別。爲什麼要爲素不相識的人犧牲自己？因爲行有餘力，而幫助別人是快樂的。這不是荷爾蒙，而是道德。
（點此讀豎排版）
終版軟件之美
Marc Andreessen 的技術樂觀宣言
這種賊喊捉賊的東西是不會有耐心讀完的。
PTSD
中國朋友來日本玩，買的一把小刀怕帶不走，留給了我。見我用報紙包起放進背囊，憂心問道：「帶上電車沒關係嗎？」近年逃亡到日本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在網上的發言大多同屬此類，只是表現形式正好相反；他們會極力告訴妳為什麼沒關係。
（點此讀豎排版）
世界公民
真正的世界公民一定是充滿困惑的，這種困惑幾近煩悶甚至痛苦。近年數字遊民四個字基本和加密貨幣聯繫在了一起，這些人多數是標準的原生國國民，不是世界公民。
（點此讀豎排版）
邱延亮《台北之春》出版
點這裡可以去唐山出版社的線上書店買，當然其它書店也有。電子書業者董福興之前與作者有一次對談，題目是「文鬥必勝的文化政治和不死策略」。文鬥，文化鬥爭是也。
……我想問的是「文鬥」這裡的「鬥」，對阿肥（丘延亮）來說，這本書寫到一九六八年為止，只是人生非常前半，但他就已經很有意識地在「鬥」。也別忘了，那是一個刻板印象中很肅殺的五零年代。
講座前一天正好樂生的茆萬枝阿伯過世，他用木頭廢料自己搭出一棟棟建築的模型，在一場又一場的遊行拖行，這就是他自己的「文鬥」手段。
樂生保存運動在這幾年的社會運動中非常特別，因為有一個廣大的空間，人可以自由進出使用空下來的房舍，所以成為了各種議題的匯集，反核、反水庫、小劇場、人間雜誌⋯⋯在裡頭只要不是不聞不問，自然就會進入台灣社會運動的匯流裡頭。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空間沒了，社會「鬥」的力氣也散了。《端傳媒》今年七月就有一篇探討大學異議性社團人越來越少現實的報導。
同時現在的氛圍是：「讀文組沒出息，要進理組考上能進半導體業的系所，才能出社會有足夠的薪資來結婚、生子、買房，過『正常』的人生。」
……
所以，本來想從他的記憶中來探討，怎麼會有個年輕人在五零年代時就開始鬥，以各種亂來的手段搞「文鬥」。以及我們怎麼看現在這世代。
抄錄邱延亮簡介如下：
一九六二年即在屏東縣瑪家鄉山區探訪，後轉讀人類學。就讀台大人類學期間因與陳映真等組「讀書會」試圖突破白色知識宰制，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被捕，因「叛亂罪」入獄。（該案已於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日經總統府人權委員會列為「台灣戒嚴時期十大代表性政治冤案」並獲平反。）
出獄後，於一九七九年以中學肄業的學歷流亡美國獲政治庇護，被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接受為博士生，後取得博士學位。雖於一九八三、八八年兩度申請中研院民族所研究職位皆通過學術審查，但因「其他」因素未接獲聘書；遲至二〇〇五年才經中研院「處理丘延亮案特別委員會」通過聘任為「副」研究員。
秉持學術良知，丘延亮中英著作豐富，專書部分從早年《極目田野》、《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後現代政治》、《Colours of Money, Shades of Pride: Historicities and Moral Politics in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Hong Kong》、《The Moral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Located in Hong Kong 跨國企業中工業抗爭的道德政治學 ：一個在香港的工業人類學個案研究》等，合著《防天災 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譯著《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貼身的損友》等等，多與「知識人權」有關。本書同時亦是作者對年少經驗的反思、咀嚼與沉澱。
（唐山出版社今年也出了細野晴臣的《細野晴臣與他的七位錄音師》。）
（點此讀豎排版）
「un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真是詭異到爆炸。
一天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