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常聞「相信文字的力量」。廿一世紀,日本的「言靈」概念亦漸漸傳入中國。可言靈相信的絕非文字的力量,而是聲音的力量。非說出聲來不可。相反,文字的寫法則是多樣的,不會獨尊某一種。寫別字與其說是一種錯誤,不如說是一種趣味。
熱衷於用技術去減少肉體勞作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這就是反音樂。因爲沒有勞動就沒有勞動號子。花大量時間弓背抻脖看手機,要什麼東西就用軟件叫來的生活方式,肉體勞作全都放在了健身房,那種動作節奏和勞動號子的節奏很不一樣——後者是很看重弱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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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去徒勞說服別人粵語是語言而非方言,不妨問一句:方言有什麼問題嗎?
第一要務是絕對不使用那被污染的中文,無論出於什麼理由——藝術、反諷、活用、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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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an 回應「使用智能手機時的兩大原罪」
追踪溯源的话,应该说是拍照时使用 RAW 还是 JPG 格式之间的本质区别。应该很少有人习惯将 iPhone 设置成 RAW 格式,因此可以将智能手机拍出的照片约等于 JPG 格式照片。 摄影爱好者基本上都习惯使用 RAW 格式,虽然很占地儿,但此格式可令原片最大程度保持无损、尽可能保存图片信息,是真正的原片!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使用 Lightroom 修片时能得到最多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用使用手机拍照时,内心总会不太爽。 转文中谈及的用手机拍照+滤镜截图,完全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再次压缩,是拍照这一行为的速食化处理,说白了,重点是满足分享欲而非照片本身。和 Instagram 的快拍相似。而我恰恰是这种人:需要保留所有拍过的 RAW 格式照片。这是多种可能性和一种结果之间的对决。
@wangooood 回應同文:
有点点精英主义的思维了,类似摄影在古典时代必然只能精英活动,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精神活动。但现在摄影已经是一种平民化的工具了,必然反映的就是平民的「基础」需要和「普通」追求,推主幻想的古典美好,恐怕只有待大多数一生碌碌无为为生计的平民都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后,才会有你说的那种美好。
有幾個問題:
一、職業攝影師沒有分享慾需要滿足嗎?
二、Luxuan 文中的攝影愛好者是精英嗎?需要擁有價值多少的相機,或是攝影得來的收入要佔個人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才可以在攝影一事上被歸爲精英?
三、哪怕非精英(參照第二點的定義)的攝影者也可能會默認使用 RAW 格式,這是在「食肉糜」嗎?
如果一個人真的相信工具已經平民化了,那麼必然的結果就是有很多人都喫得起肉糜了。既然如此,建議人們嚼肉糜的時候不要長開嘴就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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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手機豎着拍錄像,二是照片拍好之後必定用其它工具加濾鏡,爲此不惜破壞原始照片。例如因爲喜歡 Instagram 的某個濾鏡效果,加好濾鏡後截圖保存。
第二點讓我想到了 Glenn Gould 的製作人 Andrew Kazdin 在《Glenn Gould at Work: Creative Lying》(一九八九)說過的一則故事。西洋古典鋼琴音樂裏常有重複樂段,例如奏鳴曲的開頭(呈示部)部分可能會在稍後的再現部原封不動地……呃……再現。如果鋼琴家認爲這兩段的演奏應該完全相同,而錄音時自己出現了失誤,可以通過剪切磁帶的方式把彈「壞」的一段刪除,並將好的一段複製粘貼過去。請注意我們這裏談的是數字錄音尚未誕生的七十年代。剪切就是真的用剪刀剪磁帶,複製也真的是要複製一條新的磁帶出來。這就造成一個問題:原始母帶是多軌的(第一代),混音後會用另一台錄音機錄成雙聲道立體聲(第二代)。爲了完成上述偷天換日的工作,需要從母帶複製那一小段「好的」演奏,然後粘貼到被切掉的「彈壞了」的地方。理論上,磁帶每複製一次都可能造成損耗或錯誤——一代不如一代。因此上述工序就意味着第一代磁帶(母帶)裏混入了一小截第二代。爲了解決這個問題,Kazdin 的做法是不在多軌母帶上完成所有剪切工作,而只是把彈壞的部分切掉並換上一段空白磁帶,然後拷貝出雙聲道立體聲磁帶(第二代),再把彈對了的那一段從母帶(第一代)複製出來,粘貼到第二代磁帶裏的空白部分。如此,就不會出現上述那種「高級貨混入了雜質」的狀況了——整盤磁帶都是第二代。
Kazdin 還說,如今有了數字技術,隨便複製多少代都沒有損耗了。已於二〇一一年辭世的他,沒看過移動互聯網盛世,怎麼會知道 relentlessly resourceful 的人類會想出加濾鏡後截屏的辦法,又怎能想到「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已經被「完美是完成的敵人」哲學取代?
(我知道某些濾鏡主義者主張不存在所謂「原始照片」。攝影是光的藝術不等於對光的操控一定要在按下快門的一刻完成,而事後操控又恰恰是 Gould 的作業方式。但我想,濾鏡 + 截圖究竟是經過了 Kazdin 式的權衡思索後的結果,還是順着當季流行新款選擇自己最方便趁手的捷徑,可謂相當重大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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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將蘋果的 Human Interface Guidelines 私譯爲「人機介面則例」。則例一詞如無記錯,當年是在王世襄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不過剛發現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一九八五年出版過《供電則例》(Supply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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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說「語言是變化的」,嘗試開始說「語言是被全體國民用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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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鯨帆全體員工的一封信」措辭恐怖如斯,卻侈談「中國語文」教學,這就是現狀。(鏈接爲 Facebook,要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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