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香港的逆權運動（反送中），重讀了 Ian Buruma 一九九零年寫的「The Last Days of Hong Kong」（原載《紐約書評》，後收錄於《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其中引述鄧蓮如和李福善的兩段話，要是沒記錯的話我應該在哪個播客里提到過，但並未形諸文字。

鄧蓮如，一九九零：

跟你說，中國人的問題是個性太強，不適合民主。他們沒有紀律性，如果妳要為民謀福利的話這是相當難辦的。日本人當然非常非常不一樣。他們是有紀律的民族，所以他們可以有民主。

李福善，一九九零：

香港社會中的人在政治上不成熟。沒有普選就等於擋住了一批對社會完全沒有任何貢獻的人，對於政府形態一無所知的人，被無良政客利用的人。

林鄭月娥，二零一九：

香港社會是許多人共同建造的，但他們（按：指反送中示威者）並非社會的持份者。（They have no stake in society which so many people have helped to build.）

Ian Buruma, 一九九零：

香港的文化還不夠豐富，產生不了真正的頹廢。

Well，要說日本人的話，她們在一九二零、三零年代就有了真正的頹廢。也有人覺得比那更早。當「廢青」成為貶義詞，香港和中國離真正的頹廢又遠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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