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章晉說二〇〇二年的北京「洋溢著幼稚而蓬勃的魔力，你經常能在路邊攤上見到像是青年伊藤博文、高杉晉作、坂本龍馬、福澤諭吉式的人物」，可是福澤用笨法苦學荷蘭語後發現世界轉用英語，立即改用笨法苦學英語。光這一點就難以讓人與北京的意氣青年類比。黃還說〇八奧運是北京變得「不再是那個北京」的分界。那是十五年前。傅高義的《日本第一》就是六四東京奧運之後十五年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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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awrence
「我們和很多朋友還是對這個地方不太放心的，需要一條後路，反正就是不申白不申，應申盡申。但大家在內地都有工作，短期內轉換不容易，我還是很在意自我實現，不想貿然換工作。」
語言構築世界。是妳如此自如地使用着的敵性語構築了那個讓妳不太放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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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他在这条道路上疾驰的，是虚张声势、冷酷无情、敏锐的政治触角和据称的盗窃行为，这一切令人对他究竟效忠于谁产生了挥之不去的疑虑。」我們應該讓《紐約時報》中文版知道中國人不接受這樣的中文嗎？不，我們應該先說服自己：我不接受這樣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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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有時比觀念重要，但不總是如此。在無法行動時，光是好好生活並不能構成抗爭，因爲妳沒有選擇不好好生活的權利，也沒有自行定義好生活的權利。觀念在此時就比行動重要得多。妳要一直記得自己好好生活是一種無奈，而非選擇。觀念由語言構成，一切從拒絕敵人的語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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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反覆在耳邊響起，適用於無數場合的一段話，來自沈春澤爲文震亨《長物志》寫的序：「近來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經賞鑒，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縱極其摩娑護持之情狀，其污辱彌甚，遂使真韻、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談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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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問題」，一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