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期播客里李如一的批评，我不可避免地想起了道格拉斯·亚当斯的这段话：
一、你出生时已经存在的科技都普通而平常，是世界运转秩序的天然组成部分。
二、你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令人兴奋的革命性产物，说不定你以后能以此为业。
三、在你三十五岁以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所有技術都違反自然規律，亞當斯不可能不知道這點。他造了一把塑料玩具槍，如今被人當真槍用。不過我不妨反省：二〇一五年我三十五歲。那一年之後開始佔據公衆想像的技術包括區塊鏈/web3、無人機、深度學習/大型語言模型、分佈式啁啾會館。或許對有的人來說還包括播客。
亞當斯自己知行合一。他三十二歲那年出現了 Mac，不惑之年出現了互聯網。他全都擁抱。但他來自「沒有受過本質性損傷的民族。」對於受過損傷的我國國民，一定劑量的自虐史觀有舒筋活絡之效。
（點此讀豎排版）
唯挾洋方可自重。
中文播客繼續勃興，但愈聽愈覺音聲可憎，當然包括自己。我知道這對同道及友人並不公平，但如果說中國還有很多人知道怎樣體面地寫字，體面地面對公衆說話則困難得多。這是新中國全體國民共享的絕症。
（點此讀豎排版）
至少已經討論了五、六年的「大數據殺熟」，以及算法主導的內容生產、發現與消費，這些都是機器學習/人工智能成熟的、已經帶來巨大利潤的應用。它們已經撕裂了社會。而現在人們卻擔心自己被人工智能「奴役」？
（點此讀豎排版）
曾見人大聲呼喊，意思類似「我們做了那麼多有關性別平權的科普怎麼還是有怎樣怎樣的人啊」。Chris Espinosa:
Betty Friedan 一九六三年的書《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描述了美國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美國女人五十年前已經贏得了選舉權，但在經濟和就業上依然不平等。到了一九六八年，保守主義運動已給女性主義者貼上了「燒胸罩」和「恨男」的標籤。一九八零年代，Rush Limbaugh 發明了「女權納粹」一詞。
（點此讀豎排版）
大家觉得 ChatGPT 会革了语言教育产业的命，我觉得要再想大一点，要不了多久学习外语都不再是必要的了，科幻电影中那种准确度极高的自动翻译设备已经离我们非常近（大概五年？）。这之后，学习外语将变为类似学一门乐器的个人爱好或专业特长，大量非英语母语学生的精力将从学习英语中解放出来。
之前提到上野千鶴子的事，就是想說今天已經有很多人非常信任翻譯工具了。這比 ChatGPT 早了幾年。所謂準確度極高的意思自然是「有足夠多的人認爲它的準確度極高」。
天真的人很容易推論說如果只剩下對語言/文學有興趣的人去鑽研翻譯，翻譯的整體水平就會提高。但文字的讀寫不可分割。若大多數讀者都認同語言只是獲得知識的工具，翻譯就會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刻的狀態——該國的多數讀者早就認同這一點了。（我沒有這位朋友那麼悲觀，但說大多數應該沒錯。）
（點此讀豎排版）
最近中國關於上野千鶴子有很多爭議，我有不吐不快的題外話：無論是北大女生還是 Bilibili 上的某人與上野的對話，是直接進行還是通過翻譯進行的？我所在意的是好像所有人都已經回到了巴別塔重新聳立的時代。翻譯——不論是活人翻譯還是機器翻譯——被視爲理所當然的隱形存在。我不是在談改善翻譯待遇和能見度的問題，雖然那的確重要。我是想問到底有多少人還打心底同意並且能用身體強烈感受到語言是塑造思維的工具，還是說大部分人已經開始認同語言只不過是一種用來「獲得自己想要的信息」的工具，只要能幫助自己做到這一點，翻譯就合格了，而 lost in translation 已經是一種多餘的造作糾結？
（點此讀豎排版）
一天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