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 2015 年 5 月 29 日的《IT 公论》不鸟万书评。不鸟万书评每周五通过电邮发送给所有《IT 公论》的会员，如果你不想和真正的前沿科技文化生活脱节，请考虑成为《IT 公论》会员，支持不鸟万如一和 Rio 把《IT 公论》做成最好的科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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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s foot iron claw
Neuro-surgeons scream for more
At paranoia’s poison door.
Twenty first century schizoid man.

Blood rack barbed wire
Politicians’ funeral pyre
Innocents raped with napalm fire
Twenty first century schizoid man.

Death seed blind man’s greed
Poets’ starving children bleed
Nothing he’s got he really needs
Twenty first century schizoid man.

— ‘21st Century Schizoid Man’, King Crimson,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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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zoid. adjective: denoting or having a personality type characterized by emotional aloofness and solitary habits.

妳们有没有嫌一天太短？有没有「没空睡觉」的感觉？

画图狗、金融狗、编程狗、统计狗、实验狗、产品狗……

Wow. Very chicken-blood. Such productive. Many GTDs.

我生于 1980 年，在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长经历中，我也体会到了人们对于睡觉一事在观念上的变化。大约从高中时期开始，午睡的习惯就渐渐从我和不少同龄人的生活中消失。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系里，睡眠时间的长短似乎往往与生产力直接相关。长大之后要是听说谁还有睡午觉的奢侈，若不是退休人士，通常就是事业单位的同志了。

到了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忙得没空睡觉」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炫耀。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最优秀的头脑日夜钻营如何随时随地满足大家一切欲望的时代，睡眠意味着停滞和怠惰。那么多要看的书、文章和展览，那么多想听的音乐，那么多要安排的旅程、那么多要进入的市场、那么多要赚的钱。睡觉？那是给没有能力更加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准备的吧。

于是我们在超市购买 5-hour energy，或是通过不明渠道搞来更高阶的药物 Adderall 或 Modafinil，强迫自己的身体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嘿，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唷），在知乎上问「听说李开复一天只睡四个小时，请问是怎么做到的？」，私下交换着某「大神」连续一周每天只睡两小时的神话。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燃烧了几年之后，想起了劳逸结合的传统智慧，开始反思人生。她们的关键字从 GTD 变成了 WLB: work-life balance。

由名人博客逐渐演变成月独立访问量过亿的线上媒体 Huffington Post的创始人 Arianna Huffington 就是其中之一。事业成功的代价，是 Huffginton 某天由于疲劳过度，体力不支而摔倒，导致颧骨骨折。在去年出版的《Thrive》一书里，她像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为所谓更加平衡、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唱起了赞歌。

这种书当然没有阅读的必要。知行难以合一才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睡得少会影响健康和工作效率，这种道理难道真的需要看一本书才能明白吗？不过就在永动机般的生活方式引起反弹的同时，「高度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悄悄试图把无睡眠生活再推进一步。和我们在《IT 公论》里反复提及的一样，走在最前沿的仍然是美国军方。

白冠带鹀（wú）是一种主要分布在北美的鸟。每年牠们都会沿着美国西海岸从阿拉斯加到墨西哥北部迁徙。这种鸟有一项会被华尔街人士羡慕的能力：在迁徙季节，牠们可以连续两个星期不睡觉。至少从 2003 年开始，为我们带来了互联网的美国国防部下属研究机构「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就开始投钱研究白冠带鹀的生理机制。目标很简单：制造出可以七天不睡觉的活人士兵。

时至如今，我们应该对新技术从军方向民间的下渗过程有充分的自觉。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整个电脑产业都是这种下渗的结果。如专研硅谷历史的 Leslie Berlin 所说，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于共产世界的恐惧令美国国防部投入了大量资金研发新的电子技术。「美国政府其实就相当于硅谷最早的风险投资人。」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教授 Jonathan Crary 的《全天候人生：高度发达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论性阐述。

「历史证明，和战争相关的创新总是会渗透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不睡觉的战士将会成为不睡觉的工人和不睡觉的消费者的先驱。抑制睡眠的产品在制药公司的强力推广下，先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最终会变成很多人的必需品。」

还觉得吃 Soylent 是丧心病狂的反人类行为吗？把时间看作「海绵里的水」，是一种多么前现代的表述！在今天，时间当然不是被挤出来的，而是被エンジニア（engineer）出來的。

我能够理解大部分人初次听到这一想法时产生的荒诞感。但如同 Crary 在书中梳理的，把睡觉视为浪费时间的人古已有之。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名著《人性论》开篇就把睡眠、癫狂和发烧并列为达致理性的障碍，他死于 1776 年（65 岁）。到了今天，资本主义系统对于全球 24 小时不间断交易的需求令睡觉成为成本中心中的一个元素，一种需要为其存在寻找理由的东西。在这个语境下，技术圈所追求的可扩展性（scalability）是通过用机器和算法来替换人类获得无睡眠的生产力，而一向处在前卫地带的美国军方则直接下手去改造我们那过期的人体了。

Crary 的批评本质上是左派的。「在当下的语境里，睡眠意味着社会的可持续性，它可以被视为社会自我保护的诸多底线之一。作为一种全人类共有的最私密、最不安全的状态，社会必须依靠睡眠才能得以持续。」换言之，睡眠代表着一个活人退守到自己的世界的一种保底性策略。它是我们对抗全方位消费主义的有力武器。

很难说哪种状态对人类更为理想。从天真的人本主义角度思考，Arianna Huffington 和诸多被无睡眠生活方式毁掉了肉身的成功人士倡导的劳逸结合毫无疑问是更加「人性化」的选择。但正如 Crary 在书中所说，当代批评理论早就认定了人和机器在当代社会并无本质差别。当妳为了在计步器上积满一万步而在公寓楼下多走了两圈的时候，当妳以工作效率的名义吃代餐的时候，当妳把一个拥有某种「睡眠模式」的电子设备放在枕头旁边的时候，妳并没有做出更人性化的选择。假如有朝一日出现了可以让妳自由调节睡眠频率和时间的药物，妳会不会去用它？别急着说不会，妳被机器奴役不是第一次了。而且 M 的倾向不是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里吗？：）

真正的个人革命仍然是可能的。但假若今天的妳不和 Facebook 努力营造的 walled-garden 对抗，不和把妳当作商品卖给广告主的免费服务对抗，不和随时随地即时满足的欲望对抗，不和忽略社会空间中柔软和微妙的那一部分织体的倾向对抗，在未来妳就很可能会成为无睡眠药物的快乐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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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Jonathan Crary, Verso; 1st edition, 2013

本文系 2015 年 4 月 16 日的《IT 公论》不鸟万书评。不鸟万书评每周五通过电邮发送给所有《IT 公论》的会员，如果你不想和真正的前沿科技文化生活脱节，请考虑成为《IT 公论》会员，支持不鸟万如一和 Rio 把《IT 公论》做成最好的科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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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某期节目里，我们提到过《失控》在中国的认知错位。Kevin Kelly 写于 1995 年的这本大厚书在 2010 年后的中国卖出了超过十万本。我不太相信这十万个人都有仔细去读过它，但显然有那么一阵子大家都在谈论它。《失控》在当代中国显得相当特殊，大部分读者从未见过有人把电脑科技与生物学炒成一碟，这种奇异的陌生感是它在中国走红的原因之一。但如果我们把这本 1995 年的书放回 1990 年代的语境来观察，就会发现它其实只是某个大类中的一个样本。在那个现在看来已经无比遥远的时代，有一批人以杂家（generalist）的角度切入技术文化图景。今天大家都争相以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叉口」为荣，而当年那批人就是把原本处在不同维度的两条路拉到同一个平面，并在交叉口立起标志的家伙。

《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就是这个类别中的另一样本。它和它的作者 Mark Dery 在今天或多或少都已被人遗忘，但却是数字文化发展史上一份不可忽略的文本。你可以把它视为一本数字地下文化/亚文化/实验艺术速成手册，那种方便你读完之后去 Quora 和知乎一类的知识社区写一个「长文慎入」答案的压缩饼干。但它同时也是技术恐惧症、死理性主义综合症与简约洁癖病的特效药以及技术决定论的解毒剂。

在《Escape Velocity》（逃逸速度）里，Dery 记述了许多数字亚文化中的人物、作品与事件，包括加州的机械剧场动力装置艺术团体「生存研究实验室」（Survival Research Laboratories，此处不表，但强烈推荐大家去 YouTube 搜索），赛博朋克，性别政治，线上性爱等等。不过我觉得最有趣，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最相关的，是行为艺术家 Stelarc。

我们在节目中曾经多次提到过身体和技术的关系，Stelarc 的作品是对这种关系最切身与直接的探究。他最有名的行为大概是「悬浮系列」：用十数枚钩子刺入身体，钩子末端的线连到天花板，通过与自己身体等重的物体（例如石头）将自己拉起并悬浮在空中。痛感在这件作品中难以忽视的存在会让人误以为它和虐恋（s/m）有关，但事实上这是对身体以及它和重力之关系的一种自觉。在作品「第三只手」里，Stelarc 在自己的右手上安装了一只不锈钢做成的假手，通过自己的腹肌和大腿肌肉发出的肌肉电流控制机械手指的开合。与此同时，他还在自己左臂的屈肌和肱二头肌上附着了肌肉刺激器，用电流刺激肌肉，促使手臂抽搐。自 1960 年代以来，Sterlac 反复研发着这一类有关「技术/机械作为身体延伸」的作品，而且年年有新招。虽然气质上完全地下，但这位塞浦路斯出生、澳洲长大的艺术家跟学术界过从甚密，和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RMIT）有过关于虚拟现实技术方面的合作，被卡耐基·梅隆大学授予过艺术与机器人学荣誉教授职位。2005 年，关于他作品的第一本全面专著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Stelarc 给自己设计了一句很拉风的广告词：人类的身体已经过期（The human body is obsolete）。这种过期由技术造成，但和过期食物不同，在 Stelarc 看来，身体的「过期」可以通过技术来修复。所以要做机械手臂，要和重力对抗（被重力束缚在地面上也代表着人类身体的「落后」），甚至要埋一只假耳朵到左手前臂里。（自己的）身体既是他的创作实验场，也是他思考的对象。

Stelarc 出道早，所以是先锋。但其实技术对身体的改造无时不在进行，有时这种改造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导致我们要用另外的技术来「撤销」（undo）它。近视和近视眼镜就是一个日常的例子：阅读媒介（印刷术，屏幕技术）的发达导致人们专注观看近距离信息的时间增长，引发近视。近视眼镜和 LASIK 激光手术则是用来撤销这种改造的技术。今时今日，信息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已经逼近了眼睛这一器官的极限（老实说，Daring Fireball 的作者 John Gruber 最近罹患视网膜脱落，我总觉得是一个象征。热爱 Monaco 10 号字的程序员们不准备改改吗？）。所谓「东西太多看不过来了」指的不仅仅是脑力不逮，眼睛的疲劳很可能是更切实的问题——如果输入设备效率降低，CPU 再快也于事无补。即将无法满足当代社会信息摄入量的人体器官，难道不是「过期」了吗？

我相信收到这封通讯的各位多少都能体会到这种人体过期的感觉。想看的书和网站太多，想听的音乐太多，想玩的 app 和游戏太多，甚至想吃的东西太多。不够用的已经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你的身体容量与极限。由 Marshall Mcluhan 倡导、被 Stelarc 实践的身体改造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极端，但不要忘记微观的身体改造早就渗入了主流社会的各个角落。耳环、穿刺、整形手术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另一方面，从内到外的身体改造——特殊饮食——在近年也蔚然成风。我本人在实验纯 Soylent 饮食两天后为大家推荐 Stelarc 与《Escape Velocity》，也算是一种 serendipity。（这件事之后的节目里细说。）而就在刚刚打下这个单词的瞬间，北京的朋友在微信群里发来了「晚饭约吗」四字。正如我在上周五的通讯中所说，如果一切物体都能被互联网化，都能被检索、定位、随时访问，身在加拿大的 Rio 没理由不能随时使用四川家中的咖啡杯。我期待着技术发展到能让远程约饭成为现实的那一天，届时我们对于佛教所说的「身土不二」将会有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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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Mark Dery, Grove Press, 1997

本文系 2015 年 3 月 27 日的《IT 公论》不鸟万书评。不鸟万书评每周五通过电邮发送给所有《IT 公论》的会员，如果你不想和真正的前沿科技文化生活脱节，请考虑成为《IT 公论》会员，支持不鸟万如一和 Rio 把《IT 公论》做成最好的科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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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在《Becoming Steve Jobs》尚未发货时，我在 Twitter 上说：「真正需要的是一本决定性的关于乔布斯不在苹果的那十二年的书。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好是 NeXT 员工来个口述史什么的。」

《Becoming Steve Jobs》就是那本书。

我常常在心里把乔布斯和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相互比较。两个人都性格乖张，特立独行。对于规则、范式、既定看法都不屑一顾，并彻底翻新了世人对某些事物的理解。虽然主要身份是个钢琴家，但古尔德也对新技术极其敏感。同时，他们都少年得志，也都被病痛困扰，并英年早逝——乔布斯活了五十六岁，古尔德只活了五十岁，他死的那年，第一台 Mac 还正在研发当中。

没有什么比怪才更能引起世人的兴趣。在这一点上，乔布斯可以说比古尔德幸运得多。怪才难写，而且大部分读者只关心他们怪癖的一面。说起古尔德，就只想到他在夏天穿冬天的衣服，随身带大量药片，弹琴时随口哼唱；说起乔布斯，就是喜怒无常，狂妄自大，恨不得把一切不如己愿的东西都称作垃圾的终身中二病患者。世界踏入廿一世纪以来，人们对科技的兴趣远远超过古典音乐。加上乔布斯留下的遗产——苹果公司——一路势如破竹，人们对他的故事似乎有无穷无尽的胃口。在今天，如果古尔德被世界误解了，不会有太多人在乎。要是乔布斯被误解了，试图翻案的人会排成长队。

这就是《Becoming Steve Jobs》的作者 Brent Schlender 和 Rick Tetzeli 为自己赋予的使命。虽是两人联合署名，但全书是以 Schlender 的第一人称口吻叙述。此人从 1986 年开始一路追访了乔布斯二十五年，为美国《财富》杂志写过五次关于乔布斯的封面故事。按照另外一位老牌科技记者 Steven Levy 的的说法，Schlender「是乔布斯在几十年里所信任的极少数记者之一」，而这个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很可能只有三位：Schlender, 《纽约时报》的 John Markoff，以及 Levy 本人。

这份资历并非 Schlender 撰写本书的唯一原因。他比乔布斯大一岁，和后者同年从高中毕业。两人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都经历了风起云涌的美国 1960 年代。「毫无疑问，我和乔布斯共同接受了反战运动 / 爱与和平的洗礼，」Schlender 写到。「我们都热爱音乐，对科技玩物充满热情，愿意尝试异想天开的想法和经验。」

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两人情感纽带的基础，那也正是刻下最有名的一本乔布斯传记的作者 Walter Isaacson 不具备的。和曾在世界各地奔波，当过战地记者，采访过李嘉诚、比尔·盖茨和诸多美国商业大亨的 Schlender 相比，毕业于哈佛和牛津的 Isaacson 更像是一位企业管理者（他确实担任过 CNN 的 CEO，目前是 Aspen Institute 的 CEO）。留着灰白短发，经常以西装领带示人的 Isaacson 在气质上怎么看都和电脑文化无缘，而 Schlender 大学期间曾在大型主机上开发过游戏，设计过数据库，在 IBM PC 推出的第一天就买了一台并安装了 CP/M 操作系统。《IT 公论》的联合主播 Rio 曾经抱怨说从技术人的角度看，Isaacson 的乔布斯传记相当沉闷。《Becoming Steve Jobs》却是一名修读英文专业的 geek 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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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死后，随着关于他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日益增多，部分挚友与同事开始对各种作家和导演投射出来的乔布斯形象感到不满。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第一个试图翻案的是 Pixar 总裁 Ed Catmull。在他去年的畅销书《Creativity Inc.》的后记「我们认识的乔布斯」里，Catmull 深沉动人地描述了乔布斯公众形象中与真实不符之处，尤其是家庭和 Pixar 对他的影响。「（在其生涯的中后期）他变得更加公允，更加睿智。他对合作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 Laurene 的婚姻，以及他和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也变成了一个更加和善、更了解自己的领导者。我认为 Pixar 在这方面影响了他。」

怪才被误解是天经地义，但我并不觉得真的有必要去大力翻案。所谓误解，往往是指某些正常的维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是说被突出的部分是无中生有。乔布斯的冲动与狂气都是事实，即便到了他事业成熟的廿一世纪，他性格中的缺陷仍然存在。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存在「看这本就够了」的决定版传记。只有通过对各种官方与非官方文本的反复比对，才有可能接近人物的真面目。

《Becoming Steve Jobs》是比 Isaacson 的《史蒂夫·乔布斯传》更加恳切与热诚的一份文本。如我在本文开头的 tweet 中所说，从 1985 年被苹果董事会驱逐，到 1997 年借苹果收购 NeXT 的机会重返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乔布斯这十二年的人生，是我们理解他在廿一世纪的辉煌的关键。Schlender 并没有试图粉饰那十二年——谁也不可能做到。那是乔布斯人生的低谷。他怀着被驱逐之后的怨忿与复仇心态成立了 NeXT，并很快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把公司搞得支离破碎。Schlender 对这段历史毫不留情。乔布斯请设计大师 Paul Rand 为 NeXT 设计图标的事一度是「重视设计」和「有品味」的美谈，但在 Schlender 的笔下，这个价值十万美元的图标就和 NeXTcube 电脑那镁制方形黑色机身一样，是胡乱花钱、不切实际的罪证。

NeXT 无疑是超越时代的产品，我们今天使用的 Mac 和 iOS 设备中的代码仍旧可以追溯到 NeXT 开发的操作系统当中。人们通常会说 NeXT 的失败是乔布斯经营不善与「过度创新」的产物，但这背后或许还有更加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乔布斯更爱、也更擅长做面向消费者的产品。

在 NeXT 被苹果收购之后，乔布斯对于是否要重回苹果担任 CEO 这件事经历了一番纠结。1996 年底的某个周六晚上，他把 Schlender 请到家中讨论他即将在 Macworld 大会发表的主题演讲。两人谈到了当时的苹果 CEO Gil Amelio:

「Amelio 真是头蠢驴，说了你也不信，」他叹到。最令他烦恼的是他觉得 Amelio 完全不懂怎么把东西卖给活生生的人。「他只知道卖芯片，那种客户你用一只手就能数完，」他抱怨说。「那些不是活人，是企业。」

很难想象说出这番话的乔布斯会去做 NeXTcube 那种专门面向学术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电脑。或许 1986 年电脑的售价以及它在普通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都不足以让它成为大众消费品，或许 1986 年的乔布斯只想通过设计全球最先进的电脑来证明只有他能搞出领先业界数年的计算设备。无论如何，如果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乔布斯是只穿牛仔裤和 New Balance 球鞋，把高端技术民主化，从而改变普通民众生活的革命者的话，NeXT 时代的乔布斯离这样的形象实在不能再远。

NeXTcube 发布会的细节体现了这一点。从很多角度看，那场发布会得到的热烈反响都和 2007 年第一代 iPhone 发布会类似，唯一的（重大）区别是 NeXTcube 的成品完全没能满足人们被吊起的期待。当晚的乔布斯穿的是一身深色意大利西服和白衬衫，打着网纹领带。在发布会的最后，乔布斯让 NeXTcube 用软件天才 Avie Tevanian（日后 Mac OS X 的主要开发者）写的音乐合成软件奏起了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音乐，随后更请出了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Daniel Kobialka 与 NeXTcube 合奏了巴赫的《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选段。

这和我们如今熟悉的「乔布斯发布会」是多么不同！还记得第一代 iPhone 发布会的压轴音乐嘉宾是谁吗？流行摇滚歌手 John Mayer。单单从音乐和服饰的选择上，就能看出两个时代的乔布斯的思维差异。他始终还是更擅长卖产品给活人。

做消费者产品、把产品卖给活人而非企业有什么好处？《Becoming Steve Jobs》中记录了 Jonathan Ive 谈及 iPhone 大卖之后的苹果时说的一段话：

「数字的确说明我们的东西不错，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史蒂夫感到他证明了自己。这很重要，不是说证明了『我是对的』或『看，我就说吧』，而是证明人性值得信任。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确实能辨认出真正的品质，而且他们重视品质。很多人并不相信这点。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它让你感觉和整个世界和人性有了充分的联系，而不是说你被边缘化了，只是在做某种小众产品。」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苹果给予我们的最大激励。人们太容易把「品质」和「小众」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几乎大部分讲究品质的行为都会被市场导向的脑袋归类为小众或缝隙产品（niche product）。在 iPod 和 iPhone 以前的苹果无疑是这类思维最确凿的证据，但苹果随后的故事让哪怕再愤世嫉俗的人也不得不服气。说到底，我们毕竟还是喜欢 nice things。这是一个美丽的想法。

《Becoming Steve Jobs》是一本足料好书。但如果你只是想让自己确信乔布斯有温柔自省的另一面的话，我还是推荐你去读《Creativity Inc.》的后记。在那里还藏着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让我看到了乔布斯与大部分科技巨擘最不一样的特点。Catmull 在谈及 Pixar 对乔布斯的影响时说：

史蒂夫的理想是创造出有用且令人快乐的工具，以此作为他改良世界的方式。因此他对 Pixar 感到自豪——他认为我们的电影的确让世界变得更好了。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苹果的产品再棒，最终都会被送去填海，而 Pixar 的电影则可以传世。他和我一样相信，这些电影通过对深刻真理的挖掘获得了永恒。对他来说，这一想法包含着某种美。John (Lasseter) 曾经谈到过娱乐大众这一行为的高贵性。史蒂夫深刻理解这点，在他生命晚期尤其如此。他知道娱乐大众并非自己的专长，故对于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感到幸运。

在我看来，《Becoming Steve Jobs》一书中描述的「成为乔布斯」的过程是可以学习的。那只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在机缘的驱动下努力克服了性格缺陷的故事。但乔布斯对于文化——或者说「内容」——的价值的深刻体认，是他的 DNA 的一部分，那才是他有别于其他科技领袖的内核特点。和真正的技术主义信徒一样，他明白技术对世界的驱动作用；和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他明白技术永远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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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Steve Jobs, Brent Schlender & Rick Tetzeli, Crown Busin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