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朋友问我如何用一句话说明香港的特色。我借了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对葛薇龙样貌的评价：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现在我想更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

大约是二十和廿一世纪之交，有朋友去了香港之后哀叹物价高昂：中环某店的龟苓膏居然要一百多港币一碗。广州当年多少？十几元？几元？「但味道真是地道很多！苦很多，也地道很多，」他补充道。

一百多港币的龟苓膏对于那时的大陆的确是天价，但我一点也不担心。从一开始我就无来由地相信未来的中国人会比现在有钱，毫不怀疑某天大陆也会出现类似价位的龟苓膏（地区发展不均衡另说）。而另一方面，对于大陆会不会有同样地道的龟苓膏，我就不那么有信心了。香港是一个贵而好的地方。我当年相信大陆也会变贵，但不确定它一定会变好。

二十三年前的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和深圳的中学生一起列队站在深南大道欢送解放军进驻香港。那时我还没去过香港，但深圳居民一直有接收香港电视和电台的「特权」。当时的我还不懂得欣赏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异国情调，香港对于我而言只是隔壁的一个城市，只不过比我所在的城市好得多。

近年中国人喜欢「到日本寻找中国」，这其实会同时得罪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者。儒教源自中国，但「如果是日本人在思考儒学，那么就是日本的东西」。这是日本一贯的思考方式。所以，日本的中华料理最好视为日本料理的一种，而香港的饮食文化，例如茶餐厅，倒可以视作中国饮食——只不过比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饮食好得多。这里的好不是指味道或料理功夫，而是对「中国」的一种重新想像。如果是中国人在做 French toast 并命名为听上去和 France 无甚关系的西多士，那么就是中国的东西。（我能想像今天的茶餐厅老板强烈抗拒「中国人」这个身份，但二十年前不会。）香港是中国本来可以成为的样子。日本则从来都是日本。

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这篇文章也会同时得罪香港的抗争者和部分大陆读者。对此我只想说，本土主义的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就算殖民时代的香港华人精英，妳真的觉得她们不像中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