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usan Sontag: The Complet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的前言里，Jonathan Cott 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J.M. Coetzee）对采访和语言的不屑：

接受 David Attwell 采访途中，Coetzee 突然说：「要是有先见之明，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和记者有任何瓜葛。十次访问有九次都是都是陌生人之间的对话，而采访这种文体还为这个陌生人赋予了越界的特权，常规的礼数都可以置之不理……对我来说，真理和静默有关，和省思有关，和书写这一实践有关。语言并非真理的源泉，它是文字的一个苍白的临时版本。」

可是在今天有多少记者愿意并且能够越界呢？如我在《漫画记者与科技记者》里引述独立杂志出版人 Aaron Cometbus 的话：

漫画记者的稿子往往很闷，因为作者和采访对象离得太近。她们过分拘礼，问题谨小慎微，同时又太内行，不会问小白问题。于是稿子从不触及最基本的要点，也给不出全貌。

这样的记者，难道是库切更喜欢的吗？

至于库切的重文字轻语言，马上让人想到 Neil Postman 的话：

……证词要用嘴说，因为大家认为语言比写在纸上的文字更能忠实反映证人的心境。的确，在许多法庭上，陪审团都是不许记笔记的，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也不会以书面形式发给她们。人们要让陪审团用耳朵听真相（或是假相），而不是用眼睛读。可以说我们对于法律真相的认知有种矛盾。一方面，人们仍然多少相信口头语传递真相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对书写——尤其是印刷术——之权威性的笃信则更加牢固。这后一种信念并不容忍诗歌、谚语、老话、比喻，或是任何口头智慧的表达。法律，就是立法者和法官写在纸上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里，律师不需要有智慧，她们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和情报。（《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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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在 Neil Postman 面前战栗吧

（十二月一日（周四）晚九点，不鳥萬如一首场知乎 Live「关于桑塔格《反对阐释》的阐释」现正接受报名！）

别开玩笑了。真以为是那种嚼着西瓜，悠然自得的样子吗？

事实上的吃瓜群众经常是这样的：

接下来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期待中的精彩打斗，要把鞋子和酒瓶往台上扔了。

与其说我不想要这样的读者，不如说我不希望我的读者成为这样的人。

「未来三十年一定不会只是『互联网公司』的天下，未来三十年是『用好互联网技术』的公司，是『用好互联网技术』的国家的天下，是『用好互联网技术』的年轻人的天下。我们必须把互联网技术，互联网资源能够普惠化，才能成为造福人类的巨大的福祉。」（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

「美国只有 5% 的人具备高级电脑技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数字是 6%，加拿大和北欧是 7%，新加坡和日本更高一些，8%。这里所谓高级电脑技能的一个例子是：统计老王上个月发出邮件里有百分之多少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用户体验专家 Jakob Nielsen 二零一六年发布的研究报告）

「我们每个人都是明星，同时也是配角。日常的所有行为，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被瞬间记录在录像带上。到了晚上我们就坐下来看片花，电脑会从其中把最好的镜头、最幽默的对话、最有爱的表情挑出来，这些镜头都是通过最棒的滤镜拍摄的。最后，我们再把它们拼接成精华版的每日重现。」（Bea Ballard 转述其父、小说家 JG Ballard 一九八零年代接受《Vogue》采访时说的话）

「（Spectacles 的）视角和传统相机完全不同，这深深改变了妳和拍摄对象的情感关系，哪怕妳并不把它们和朋友分享，也不发到 Snapchat 上。这甚至对那些最无聊的片花也是成立的。我洗衣服、做咖啡、倒垃圾时拍的视频和我过去拍的其它视频相比感觉更像是一种回忆……我发现用 Spectacles 最好是先拍上一大堆，稍后再找时间重看，从中选出最好的来发。而不是拍了马上就发。这无疑和使用 Snapchat app 时那种冲动和自然的方式并不一样。」（Sean O’Kane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评测 Snap 新出的可拍照墨镜 Spectacles）

Spectacles 和 Guy Debord 的《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差的真就只是那一个复数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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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周四）晚九点，不鳥萬如一首场知乎 Live「关于桑塔格《反对阐释》的阐释」现正接受报名！

「三岛由纪夫 vs. 寺山修司：情色能成为抵抗的据点吗？」，原载《潮》一九七零年七月号（翻译：四旗儿）：

三岛：这就是健美的原理，消灭身体中不能随意支配的肌肉。

寺山：所以就是从身体中放逐了偶然性？

三岛：就是这样。举个例子，你看我的胸，我可以让它随着音乐节奏动起来（展示动胸肌）。你的胸能动吗？

……

寺山：三岛老师，如果您哪天想要像刚才那样动动胸却突然发现动不了了，那一天是会突然到来的吧？

三岛：不会有那一天的。

寺山：不，会来的。那种时候岂不是很情色。

三岛：那一天绝对不会来的。不过，没有什么人像黑道一样重视形式了，他们是只有形式、形式、形式啊。

寺山：所以说，应该死于形式之中。不过我的印象是，现在是个看不见的形式和看得见的形式的区别变得十分复杂的时代。使用形式时的灵活性也成为一种思想了。

三岛：所谓灵活性就是妥协，这个很可怕啊。一旦说出「灵活性」这种词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Ian Buruma 的 Mishima Yukio: The Suicidal Dandy（收录于《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

Henry Scott Stokes 和 John Nathan 在其三岛由纪夫传记里都把性视为他自杀的主要动机……两人也都把切腹看作三岛情色幻想的高峰或高潮。不过三岛的一位老友给了我一个更普通的解释：「他只不过是怕老而已，把自杀包装成了一种言过其实的东西。」

带 Touch Bar 的 MacBook Pro 测评渐渐出来了，我之前在「Pro」这篇通讯中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伦敦的视频剪辑师 Thomas Grove Carter 说新机器的性能对他完全足够：

整整一周，我都在用 Final Cut Pro X 在它上面剪 5k ProRes 视频，体验如黄油般顺滑……我用的这台电脑的配置足以驱动两台 5k 显示器……最初我对于 Touch Bar 十分怀疑……但开始用了之后妳就明白了。妳冰冷的心会软下来。

很多视频剪辑师怀疑 Touch Bar 怎么可以用来做真正的剪辑工作。Carter 的态度则进步得多：

多年来我们在图形介面上都只用单一的鼠标输入，然后逐渐加入了更多按钮、滚轮、以及带手势的触摸板。Touch Bar 更进一步，让我们可以同时进行几项输入，还能和触摸板配合使用。我用得越多，越不想再用键盘快捷键。如果按钮就在我面前，为什么要用两只手或多根手指操作快捷键？而且它是随语境变化的。

如我之前所说，「用十年时间干掉快捷键，这才是苹果弥足珍贵的地方」。我很享受使用快捷键的快感。但触屏的出现是一条 Bruce Sterling 所说的「不归线」。「水手可以变成农夫，但如果由铁和蒸汽机构成的机器时代的水手回到之前的木质手工时代，数百万人就会饿死，」他说。[1]虽然十分遗憾，但我已经无法回到手写字的时代了。而完全由触屏构成的输入方式一定会让实体键盘成为一种 vintage 趣味。Steven Levy 说：

（Touch Bar）首先很好看，像一条色彩斑斓的意大利宽麵。它的高分辨率在显示彩色内容时尤其令人心旷神怡，和实体键盘那带有蒸汽朋克感的顽固存在形成了鲜明对比。

心旷神怡并不仅仅来自高分辨率和缤纷的色彩，更来自于 Touch Bar 上的各种动画效果。在我看来，苹果在各类软件系统中对于动画的高度重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这属于那种所有人都为之赞叹的细节，但很多人不愿给它太高的地位，以免自己显得「肤浅」或流于「玄学」。不过她们的身体都是老实的。在最初阶段，Touch Bar 的成败完全取决于观感和手感，只有官能上的冲击才能让人悬置对新技术的怀疑以及保持现状的本能，尝试跨过那条不归线。这里的逻辑很简单：Touch Bar 任何功能上的「无意义」与「鸡肋感」都可以通过软件更新在日后调整，第三方开发者也会在未来几年逐渐摸索出利用 Touch Bar 的最佳实践。但如果一开始的体验无法诱人入局，所有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所有认为这次的 MacBook Pro 不够 pro 的人，请设想一下那个妳们愿望成真的平行宇宙。如果新 MacBook Pro 搭载了更新一代的 Intel CPU（或是换了 ARM），内存 32 GB 起跳，键盘沿用旧款而非十二寸 MacBook 的浅键程，接口不变，难道不恰恰才是坐实了「苹果已丧失创新能力」的认知？现在抱怨 Touch Bar 无聊的人，难道不会抱怨「苹果终于也走上了跑分的道路」？当 The Verge 的测评者说 Touch Bar 不会令 Mac 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他误解了革命的意思。革命是要改变既有。革命者关心的不是已经拥有的人（例如会去写测评的人），而是尚未拥有的人。如果妳恰好属于已经先人一步享受着那分布不均的「未来」的人，革命者最关心的就不再是妳。Walt Mossberg 几十年前第一次给《华尔街日报》写科技专栏的第一句话：「电脑太难用了，这不是妳们的错。」革命者是为「妳们」设计电脑的。

我为什么要反复谈 Touch Bar？川普的当选令我担心的并不是具体政策和治国方面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的境遇问题，而是细腻、微妙、暧昧、新奇、和难以言说的 sensibilities 在世界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的问题。这些东西是每个人都能感知的，但粗鄙和浅陋所自带的某种变态快感不断扭曲着人们对它们的认知。Touch Bar 是一个反例，一种对抗的姿态。和去掉耳机口相比，在地球人膜拜数据的时代顽固地推进那不可量化的「感觉」，才是真正体现勇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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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aping Things, MIT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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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一天世界》会员通讯。会员通讯是《一天世界》会员专享的福利之一，若您喜欢这篇文章，请考虑成为会员（每周五篇会员通讯，这里是往期通讯摘要之一）。

「突然想起《金阁寺》里面有一人吹笛子，吹完之后说音乐是转瞬即逝的美，相比而言作为建筑的金阁寺就是永恒的美（原话忘了）。在那个场景里我第一次想到以前的音乐真的是听一次就没有了。作为现代人真的挺难意识到这一点。」（莹婉田对上期会员通讯「音乐与媒介」的读后感）

有了唱片之后，音乐还是转瞬即逝的美吗？即逝后（dān）再（qŭ）转（xún）瞬（huán），然后再转瞬，直到把这美杀死为止。

Thamus 和 Theuth 是希臘神話中的兩個人物。除此之外，這段話不需要加任何說明了：

Thamus 警告說，Theuth 的學生會產生一種名不符實的智慧。他的意思是，那些熟練掌握新技術的人會成為新的精英群體，而沒有技術能力的人會為她們賦予德不配位的尊榮……Harold Innis 在《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里用許多歷史證據說明新技術如何「擊破」傳統的知識壟斷，並創造出由另一批人掌控的新壟斷。我們也可以這麼說：新技術的好處和壞處並不是平均分布的。總會有贏家和輸家。輸家往往還會出於無知為贏家歡呼。這種令人費解又悲哀的事情如今仍在進行。

……

毫無疑問，電腦提升了軍隊、航空公司、銀行和稅收機構等大型組織的權力。同樣，對於物理和其它自然科學的高級研究者來說，它也已經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電腦技術在什麼程度上澤被了普羅大眾？……跟蹤和控制她們變得更容易了，各種名目的檢查數量增加。對於施加於自己身上的決策，她們也越來越不知其所以然。大眾常常只不過是一個數字。她們被垃圾郵件轟炸，廣告公司和政治機構要針對她們投放信息易如反掌……簡而言之，輸家想要的東西幾乎全都得不到，正因如此她們才是輸家。

贏家會鼓勵輸家對電腦技術培養興趣，這並不奇怪……她們會對輸家說，個人電腦可以讓普通人更方便地管理賬本，更好地整理收據，列出更合邏輯的購物清單。她們還對輸家說妳的生活會因此更有效率。但她們暗中略過不提的是這個效率究竟是對誰而言，成本幾何。一旦輸家開始懷疑，贏家就會誘之以電腦的各種神奇功能。這些功能對於輸家的生活用處甚為有限，但看上去還是很厲害的樣子。輸家終於屈服，一部分原因是她們相信如 Thamus 所預言的那樣，掌握了新技術的人所擁有的那種專門知識是一種智慧。擁有這些知識的人也如此相信。Thamus 同樣預言了這一點。結果，某些該被提出的問題就石沈大海。例如，這種技術為誰賦予了更大的權力和自由？誰的權力和自由又會因其減少？

——Technopoly, Neil Postman, 1992

「为什么过去一百年里最刺激的戏剧事件都发生在特地为它们建造的空间之外？建筑的龌龊秘密：在原本存在的可能性上添加人为限制。这一次，它能被超越吗？」（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在其 Instagram 账号对其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建筑的描述，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什么「过去一百年里最刺激的戏剧事件」？我马上想起 OMA 掌门人库哈斯的同胞、荷兰作家 Ian Buruma 在《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序言里对寺山修司的「天井栈敷」剧团一九七一年在阿姆斯特丹表演「鸦片战争」的描写：

……天井栈敷玩遍了整个 Mickery 剧院：所有房间都用上了，包括剧院背后的院子。一位穿着中式服装的演员在外面温柔地扫着吉他。另一个面目狰狞的演员站在院子一角抚摸一只公鸡身上的蓝绿色羽毛。一位穿着丝绸裙子的少女招手请我们进去。她右手拿着蜡烛，带我们穿过一条又长又暗的通道……里面是一个我从未看过的世界……我们在寺山的戏剧的带领下在不同房间中穿梭。有的房间亮着灯，有的一片漆黑。有时黑暗中突然点着一根火柴，照出一个演员的脸，又随即消失。剧院内建起了一个奴隶市场，有赤裸的少女和英俊的皮条客；还有一个烟雾缭绕的鸦片窟；有人像是在作法事似地杀鸡。男人穿着艳丽的女人服装，女人则作男性打扮。在一个房间里，穿着水手服的少女弯着身体靠在椅子上，由一名戴着礼帽的男子用慢动作打她的屁股。一位脸上画成骨白色的口技演员把一根根针插入按自己的形象制作的人偶体内。墙上有巨大的日本漫画形象，用中文和日文写成的街头标识，以及绘有胖女人、耍蛇人和畸形人的马戏团海报。背景是怪异的摇滚乐和一九三零年代吱吱呀呀的歌曲，演员的对白没人听得懂：语词变成了纯粹的声音，正如墙上的汉字变成了纯粹的设计。最后，我们来到一间看上去像是奇幻妓院的大房间，里面有各种少女、小矮人、鸦片鬼、衣着时髦的绅士（dandy）、以及变装皇后（drag queen）。音乐癫狂，唱腔迷魂。然后突然之间，一切骤然停止：演员不知所踪，布景轰然倒下，凌乱地堆在地上。灯光亮起，Mickery 剧院看上去和一间杂乱的大型仓库别无二致。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想到《Sleep No More》。

（那墙上的漫画形象想必就是矢吹丈或力石彻吧。）

看到张亮引用了一段 William Gibson 的小说《阿伊朵》（Idoru，一九九六）里的话，顺手翻了翻。Gibson 是一个非常适合引用的小说家——这句话没有丝毫轻视之意。相反，他对未来的抽象想象力和文字意象密度每每令人震慑。在张亮引用的那段文字附近，就有如下令人难忘的片段：

蓝尼……对于收集数据用的建筑有特别的天赋。他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属于医学界已知的一种症状。但在特定条件下，他又能将其转化为病态的超高专注力……他有敏锐的直觉，善于发现信息中的规律：数字社会中某个个体在网上过着庸常而又无穷复杂的生活时无意间留下的痕迹。他的分心病比较轻微，有时几乎检测不出。它令他成为天生的换台狂人，不停在程序与程序之间、数据库与数据库之间、平台与平台之间切换，而这一切都是用一种，呃，直觉的方式进行着。

妳认识这样的人。或许妳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