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egram 行政总裁 Pavel Durov 在自己的频道推介了一下 Instant View。和 Facebook Instant Articles 以及 Google AMP 这另外两大在移动端「秒开网页」的服务相比，Instant View 目前可谓先拔头筹。Instant Articles 基本可以宣告失败，AMP 则不大遵守开放万维网的精神。Instant View 最初只支持 Telegram 自家的内容出版引擎 Telegra.ph 和 Medium、Techcrunch 等少数站点，不过最近在众多用户的帮助下，有两千二百七十七个网站都已经支持 Instant View，Durov 说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意味着来自这些网站的链接出现在 Telegram 时，下方都会带有 Instant View 按钮，点击后即可秒开。

没有人需要看两千个网站，我试了一些想得起来的知名站点，以下均已支持 Instant View:

The Economist

The Guardian

Quartz

The Atlantic

USA Today

The Verge

知乎专栏（中文网站还有哪家已经支持的？）

大家可以从中随便找一篇文章，在 Telegram 上发给自己看看。有空时，或许我也应该让《一天世界》博客支持一下 Instant View，便不用特地到 Telegra.ph 多发一份了。

秒开网页是好事，但打开的网页全都长一个样是坏事。不过 Instant View 功能还会不断演化，希望将来有一个「查看原本样式」的选项，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更方便地加载出原网页设计者的精心杰作。

苹果第八号员工贴了一张苹果早期天使投资人 Mike Markkula 一九七七年写的营销哲学，只有短短三段，翻译如下：

同理心：我们真的要比任何其它公司更了解她们的需求。

专注：为了把决定要做的事做好，我们必须放弃所有不重要的机会。

转嫁：以貌取人乃人类天性。就算我们的产品品质最高，软件最有用，如果用潦草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就会认为它们是潦草的。若用富于创意的、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就能把那些吸引人的品质转嫁给顾客。

一九七七年的电脑世界和今天大不相同。微软成立两年，苹果才成立一年。那是「家酿电脑俱乐部」的玩票时代，组织、管理和规范都还远未成形。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电脑能干什么，以及为什么家里要放台电脑。这也是为什么今人看 Markkula 的这份文档，只看到了一些人尽皆知的大白话道理。这些道理在当年是需要特地提出的。

不过最奇特的还是「转嫁」一词。原文 impute，今天比较少见，通常的意思是指把某种不好的东西归咎于人。这是怎么回事？

查《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macOS 自带），impute 在神学语境有如下涵义：

Ascribe (righteousness, guilt, etc.) to someone by virtue of a similar quality in another: Christ’s righteousness has been imputed to us.

稍稍搜索可知，impute 的确是《圣经》里常用的词。和日后的一般用法不同，在神学领域，转嫁的有时是好东西，有时是坏东西。例如上帝把正义转嫁给信众，而有罪的世人则把罪转嫁给基督。（《圣经》中文版往往根据具体的上下文简单译成「归于」。）

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改写 Markkula 的第三段，同样会变成平淡无奇的教条。光是产品好是不够的，这是看脸的世界，设计不只是漂亮的皮囊，更是内在品质的外化反映。恐怕没人会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洞见。

这并不是早年的苹果使用的唯一有宗教意味的词。软件传教士（evangelist）就是 Mac 部门的 Mike Murray 发明的说法，早期在苹果负责营销的川崎盖伊（Guy Kawasaki）也很可能是史上最有名的软件传教士。今人戏称苹果为苹果教，但苹果的宗教情绪是从创始之初就浸透在企业文化当中的。活用 impute 这样的词，甚至把它单独拎出来作为小标题，反映了苹果的使命感和道德义务感。我们可以转嫁各种东西于她人，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请诸君谨记自己所负担的义务，扬善惩恶。

这是扮演上帝的狂妄吗？我认为这是诚实。产品的设计者在消费者面前拥有的绝对权力，在产品被使用的过程中，完全可以比之于上帝。而恰恰由于产品设计者是会犯错的人而非上帝，才需要如履薄冰的道德义务感。这个道理，在今天耻谈道德的「Don’t judge」主义、相对主义、和中立至上主义年代，是需要特地提出的。

而作为顾客的我们，又转嫁了什么样的东西给产品的设计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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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出版社出了一本《全球宝鉴》（Whole Earth Field Guide），把一九七一年的《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以新的形式复刻了出来，并附上了册中提及的所有书的清单。关于《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的文献越来越多了。

人们对乔布斯的思想如数家珍，对《全球目录》则只记得那一句口号。这不奇怪。《全球目录》喜欢教妳种菜，也鼓励妳编程。在主编 Stewart Brand 眼中，种菜和编程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在今天的青年眼中，编程是为了财务自由，然后才能在自家花园种菜。

看《全球目录》越久、研究 Brand 其人越久，越会发现乔布斯的思想几乎都来自那里。那是如假包换的硅谷葵花宝典。

《全球目录》在六十年代发挥影响力，七十年代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八十年代，个人电脑革命正式启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沐浴在其恩泽之下。

那么，今天的《全球目录》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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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革命性的目录

– 浦沢直樹 X スチュアート・ブランド (Steward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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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啁啾会馆说：

由于苹果即将启用位于贵州的数据中心，中国区用户的 iCloud 和 iMessage 的安全性都成了未知数。出于信息安全考虑，从今天起我改用美国区 Apple ID 收发 iMessage，以前和中国 Apple ID 绑定的 iMessage 账号即时停用。 ​

同样的信息也发到了新浪微博。@renpings 朋友回复说：

不好意思，我不懂技术，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一个账号受附近服务器影响，还是受账号归属地的服务器影响。如果是前者，你这样做，没啥意义。

这是好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但无论答案是什么，这么做都有意义。它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我自己，而在于让人们知道信息安全兹事体大，预防措施必不可少。

据新华社消息，七月十二日，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为苹果在中国大陆运营 iCloud 服务的唯一合作伙伴，在贵州共同建立苹果在中国的第一个数据中心。我们在发布会和采访中无数次听到 Tim Cook 和负责软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 Craig Federighi 说，苹果没有用户的数据，也不想要用户的数据，因此，即时外力强迫苹果提交用户数据，苹果也做不到。贵州数据中心投入使用之后，这些说法还成立吗？「中国苹果用户」如何定义？是根据注册 Apple ID 时填写的地址？还是根据 iOS 设备的所属地？还是手机内 SIM 卡的所属地？目前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但用「没意义」和「没用」来应对这些讨论，不仅是真正没用的，而且是有害的。

我们都知道自行车锁大部分都可以被盗贼轻松剪开（远比破解 iMessage 对话容易），但我们并不会因此不给自行车上锁。

所有了解信息安全的人都会告诉妳，安全的短板不是算法，而是人。妳和朋友都用默认端到端加密的 Wire，但手机不设密码，随时可以被人偷看，朋友的话也因此通过妳的手机走漏。妳用国产安卓手机，安全补丁落后几代，系统千疮百孔，朋友和妳的对话同样没有保障。

如果贵州数据中心让妳无法再信任苹果，仍然有很多相对安全的第三方通讯软件可选。大面积动员中国的苹果用户改用美国 Apple ID 是不可能的，但用行动提醒身边的人们（不只是 The Verge 或 Daring Fireball 的读者们）注意贵州数据中心可能造成的影响——尽管目前已知的事实完全不足以作出任何可靠的判断——可以提升国民的数据安全意识。不要轻易说关心数据安全没有意义，最终受害的可能是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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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篇关于特朗普高额差旅费的报道，说他每次到访自己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时，都需要花大量税金用于保安，这个数字有时接近一百万美元。文中有句话：

有白宫官员为特朗普频繁造访自己旗下的物业辩护，称总统先生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工作。

这是很多关于多点办公的讨论忽略的地方。多点办公和异地办公相关，但不一样。上海的程序员与美国某软件公司签订合同，每天在家上班，这是异地但非多点。而无论员工与雇主在不在一个城市、雇主有没有提供办公室，今天的事实是员工都有可能跑到主办公场所以外的地方工作。妳大概不需要花一百万美元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但只要妳的工作需要计算设备和互联网，这种多点办公模式仍然会有额外的成本。

网络状况和电源充足程度是重要的（但往往在对公共开放的准办公地点无法保证的）基本硬件条件，但环境对工作的支援有时远不止如此。若要录音，妳有没有一个安静、封闭、不会被打扰的环境？咖啡馆不会有，联合办公空间未必有。有时要查阅几本没有电子版的书，显然也不可能特地多买一份。还有不可忽视的「固定预期」：固定的办公环境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我来这里是工作的，每项任务都有固定的执行方法。就算是内急，我也知道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该往什么方向走。这对于工作思路不被打断至关重要。更别提不少公司往往还在办公楼内部提供了健身空间。这一切对于多点办公者都是奢侈。

当然，上面假设的主角是一位从事复合型劳动的多点办公者。她要写东西、录东西、拍东西、扫描东西、拍摄东西。插画师、程序员和作家对硬件支援的要求相对简单。妳做的事情越单一，越适合多点办公。听说梁文道不少稿子是在酒吧写的。而且似乎是用纸笔写的。

（咦？工作内容单一不是固定在办公室格子间上班的人最痛恨的东西吗？这不是她们时不时要跑去咖啡馆的动机之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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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我在啁啾会馆贴了寺山修司《扔掉书本上街去》日文版和新星出版社今年刚出的简体版目录对比。在简体版中，第三章「晚期青春诗集」被全数删除：

我和很多人一样，原以为此事与内容审查有关。今日致电简体版责任编辑汪欣，她和此书的策划机构雅众文化沟通后，搞清了情况。

《扔掉书本上街去》日文原版第三章「晚期青春诗集」（ハイティーン詩集）系寺山当年在专栏中选登的十六至十九岁青少年读者投稿。可以想象，在今天要一一找到这些或许一生只投过一次稿的作者、获得简体中文翻译授权，是一项繁琐耗时的工作。汪欣也表示，一九六七年的初版《扔掉书本上街去》里并没有收录这第三章内容。无论如何，由于以上因素，编辑们最终决定不收录第三章。（不过，无论是目前的日文 Kindle 版，还是今天日本书店里卖的文库本，都是有第三章的。）

感谢汪欣小姐协助我弄清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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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N 的读者和听众们好：

大家或许已经知道，《味之道》与 IPN 的合作已于二零一七年六月终止。

饮食品味是所有品味中最直接的一种，烹饪文化与习俗是观察国民性格的重要入口。IPN 十分重视关于饮食与烹饪的智性讨论。

二零一四年六月，《味之道》以 IPN 首个节目《IT 公论》的番外篇起家，耕耘三年，席妙雅小姐将节目不断演化，此为读者、听众之幸。

自一年前起，在对饮食、烹饪以及生活的看法上，《味之道》与 IPN 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味之道》里曾经出现过的「好想把日本买回家」这一表述，以及对「懒癌」那 whimsical 但隐在的认同，都是这种分歧的表现。《味之道》逐渐变成了一个推广「精致生活方式」的媒体。有见及此，独立存在对《味之道》和 IPN 都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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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IPN 的「看法」是什么？作为一个整体，IPN 的气质、倾向、坚持、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什么？

世界观和价值观有时并不先于作品而存在。我有很多喜欢的杂志口号，例如日本独立漫画杂志《架空》的「The Untouchable Magazine」和「The Undiscoverable Magazine」，狂想杂志《广告》的「天然智能的底力」等等。从某个莫名帅气的口号出发，看看能否把作品演化成那个样子，也是一种塑造世界观的方式。IPN 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这样逐步演化而成的。

我希望 IPN 是一个不伦·不类、昆乱不挡的高级大众媒体。

聚拢在 IPN 旗下的人们职业和趣味各异，但她们的共同点在于身份的模糊性。这并非我的刻意选择，而是整个计划自然生长的结果。《太医来了》的初洋当年总被人评价为「不太像个医生」（他有包裹了整条小腿的锦鲤文身），美国政治播客《选·美》的 talich 学的是电机工程，艺术史播客《壁下观》的几位分别是建筑、财经和人类学背景。就算是身份完全契合的主播，例如从事编导工作的《硬影像》主播罗登、主修博物馆学的《博物志》主播婉莹，也带有局外人的姿态和精神。

跨界在今天已经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cliché。但正如日本人集体怀念昭和精神恰恰说明昭和精神已死，人人强调跨界的重要，正表明各种结界益发牢固。面对高墙，正面攻击已经无效。我们只有动用心法，将自身内在的结界一次性消解，达到有墙似无墙，有界若冇界的状态。

不伦是对既定美学与道德边界的否定，不类是对被商业钳制的文化的否定，昆乱不挡是对内心界线的否定。

大众不是指人数，而是对「预设」的拒绝。任何人，不论是否属于某个群体，不论是否具备某种知识、经验、或身份，都有权利搞懂任何事。权利同时也是义务。我们从不认为把事情解释到任何人都能听懂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免除读者的义务，对她们归根结底是有害无益的。

高级不是指姿态，而是对 vulgarity 的否定。如黄耀明所说，「从来不觉得华丽和富贵有关」。大众配得上高级——在中国，迫切需要创业者和投资人以外的人，向大众传递这条信息。

让我再来改写一次苹果著名的广告词：

Here’s to the crazy ones. The amateurs. The outsiders. The autodidacts. They are not fond of conformity, and they have no respect for elitism. You can mock them, snark about them, glorify or vilify them, or go at length to make sure that your warm-and-cozy professional life is not disrupted by them. About the only thing you can’t do is to pigeonhole them. Because they are intellectual libertines. They pierce through the membrane that divides our society into cubicles. While some may see them as the crazy ones, we see truthful, independent, and holistic human beings. Because the ones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fight against the rigidity of modern life, are the ones who prevail.

不鳥萬如一
二零一七年七月廿七日

（点此在《一分世界》收听本文语音版。（需要 Telegram。））

前两天朋友抱怨 AirPods 操作不便。在公共场合偶遇精彩视频，从口袋里掏出 AirPods，双手并用，戴上左右耳塞。把 pod 关上，再塞回口袋。全程小心翼翼，以免耳塞滑落。经此一役，观赏兴致全无。

我说，那就别看了。这点麻烦也要抱怨，恐怕那视频也好看不到哪去。答曰，只是想看看能否「优化这一流程」。

细察之，这似乎是苹果产品的特点。其设计光环实至名归，但 it just works 体现在软件（近年这一点值得检讨），而非硬件。MacBook Pro 的边缘是硌手的，金属外壳的 iPhone 冬天是冰凉的，亮黑色 iPhone 7 是容易划伤的，Airport Extreme 背后的接口距离是不够的，充电线的两端是容易破损的。苹果的工业设计一直在给用户制造麻烦。

AirPods 麻烦，因为它小、轻、滑。妳怕它掉。尤其怕它掉到扶手电梯上（前天我掉了一次）。和无线耳机比，妳觉得有线耳机麻烦？有线耳机会乱成一团，但它不会掉。就算掉了，妳通常也能抓得住耳机线。哪怕妳左手抱着婴儿，妳也能有自信用右手单手把有线耳机从口袋掏出，单手把耳塞塞进耳朵。

有线耳机不是麻烦，而是丑陋。不是说它本身丑陋，而是说它很难不被人类在娑婆世界丑陋地使用。它的耐操性鼓励妳的暴力对待，而 AirPods 的轻盈（ephemerality）强迫妳小心呵护。

苹果追求的不是优秀的工业设计，而是欲望物件（object of desire）。由于欲望，行为就有了被规训的可能。有时这种规训会越界，例如乔布斯面对 iPhone 4 天线门时说的「那妳不要那样拿着手机就好」。对于 AirPods，我们可以问一问到底是其佩戴流程需要优化，还是我们在廿一世纪的聆听行为需要优化。

削足适履被人笑。但别忘了还有减肥穿旗袍。

（点此在《一分世界》收听本文语音版。（需要 Telegram。））

各位老師、學者、教授們：

請離開新浪微博和微信，請停止在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上寫作吧。

很多人需要被告知自由表達是公民應得的權利，需要被告知應該永遠對巨頭企業與消費主義保持警惕。但各位老師、學者、教授，妳們不需要。這種權利和意識，我們是從您那裡學到的。您教會了我們應該爭取並行使這種權利，作為回報，我們想不厭其煩地告訴您，您可以行使這種權利。

妳們讀過那麼多福柯、德勒茲，對現代性、後現代性、權力、圓形監獄、去中心化、塊莖理論了如指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Seeing Like a State》對於技術社群可能算是剛剛發現的寶典，但對於妳們恐怕只能算高中讀物。請踐行這些理論吧。

李銀河老師，您說「在中國的語境里，常常會感到福柯的思路會有點超前，因為中國社會面臨的是從中世紀走向啓蒙的階段，所以啓蒙話語是最解渴的，最能擊中痛處和搔到癢處的。」從歷史的角度看，少數人的超前，往往應該更準確地表述為多數人的滯後。何況在喜歡上網的人看來，福柯和德勒茲的理論親切、簡明、甚至平凡。請不要忘記世界的變化速度加快的速度在加快。中國不是最擅長「彎道超車」嗎？程序員幫助中國人實現了消費主義的彎道超車，請妳們也在文化上拼命超速駕駛、拖著滯後的多數人往前衝吧。

您可以用相對安全得多的通訊工具，而不是微信和 QQ；雖然博客已經褪流行超過十年，但我還是推薦您用它發佈各種長度和格式的內容，不必被任何社交網絡——包括乳齒象、Bluesky、Threads——所限制和牽引。對很多人而言，博客讓人擔心的問題是「讀者在哪」。但您不是 nobody，讀者會跟着您走；您可以在 Telegram 和 Discord 上開設頻道和討論組，經營社羣。

也請不要忘記瀏覽器有隱私模式，搜索引擎除了 Google 還有不監視妳的 DuckDuckGo。百度則是人類需要遠離的企業。

利用這些工具，您立即就可以開始自由表達、自由討論。您比我更清楚，這本來就是互聯網應有的樣子。

唯一的代價就是要學會撥號上網。前輩們，妳們都經歷過一九九零年代末的互聯網，且熟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這難不倒妳們。不撥號是上不了網的，今天也是如此。

Lawrence Li
二零一七年七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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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二月四日更新：七年的時間，證明了這封信的呼籲完全無效。中國國內的老師、學者、教授自不待言，就連過去兩、三年間自我放逐或逃亡至日本的中國學者、文化人、公共知識分子，也依然全面擁抱着微信。用它發佈信息，也用它洽商。我本也並不真的期待自己的微弱聲音能夠造成什麼實際影響，但七個春秋過後，技術世界本身的變化也不可謂不大，原文中的倒數第三、四段已經不合時宜，故修改如上，增加豎排版，並將二零一七年的原版抄錄如左（下）：

您可以用相對安全得多的通訊工具，而不是微信和 QQ；您可以加入啁啾會館（Twitter）發表較短的即時觀點，而不是新浪微博；您可以用 Telegra.ph 發佈文章，而不是微信公眾號；您可以在 Telegram 上開設頻道和討論組。福柯與德勒茲都會喜歡這些工具的。

也請不要忘記瀏覽器有隱私模式，搜索引擎除了 Google 還有不監視妳的 DuckDuckGo。百度則是人類需要遠離的企業。

（點此讀豎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