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MessiBeans 转发了别人贴的一段鲁迅的话，出自一九二五年的《看镜有感》。她大概是觉得和第五十期《一天世界》「华夷变态与文化挪用」有关。
按照今天的习俗，我很应该把鲁迅此文中的某几句话加粗，方便那些乾货爱好者。事实上这篇文章还的确适合断章取义。因为里面的例子年代久远，在今天属于专门知识，并不易读，而其立论则与今日现实无缝对接。时代变了，「拘忌」不变。
众所周知，鲁迅受日本影响很深。日本对异域——包括西洋和中国——的迷恋和挪用（appropriation）也是举世闻名。如果鲁迅今天到日本走一圈，恐怕还是要产生同样的感叹。Type is Beautiful 的 Eric 指着东京都美术馆的展览宣传单张对我说：「你看，这里汉字写的是『空想世界』，但上面的注音却是片假名的『ファンタジーワールド』，fantasy world。」
并不是日文里读不出空想世界四字，要的就是那个洋气。稍微留意一下，例子随处都是。车站里的地产广告，「光景」的注音是「シーン」，scene。「象征」的注音是「シンボル」，symbol。小说家石田衣良更是爱玩这类把戏，「阳光大道内战」中的内战二字右侧（注）标的是「シヴィルウォー」，civil war。（感谢 Eric 纠正片假名写法。）
国内的地产广告上也爱印西文，但这种有字不好好读，偏要用（转写后的）异国文字来注音的习惯，放在国内大概也是要被迫害而「萎缩死掉」的。中文文章里多加了几个括号注明英文原文，我们都会纠结一下是不是自己无能，找不到「最精准的中文译法」。看到这里，估计已经有人要说日本人不是「不好好读」，而是越来越不会读汉字（这是事实），不得已而施行此等中二注音法，然后沾沾自喜一番了。
石田衣良《池袋西口公园》里的主人公认为，单单是把「西口公园」改称「West Gate Park」，就像是盘活了那个地方。这就是语（zhōng）言（èr）的力量。鲁迅也写到了：
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
妳说的话不是在描述现实，而是在塑造现实。
全文抄录如下：
看镜有感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古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后来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纹可造粗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蒲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现在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当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我曾在古物陈列所所陈列的古画上看见一颗印文，是几个罗马字母。但那是所谓「我圣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汉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现在，便是艺术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苦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入中国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后来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浸疏，开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论翻译之劳，若以备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畴人传》四十五）
现在流传的古镜们，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而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东西。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别的铜来补好了。当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现在却监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遂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着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现在情形还如此。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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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日文小说沿用竖排，注音标在文字右侧。
延伸阅读：好古与好今
一天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