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关心音乐的人多一点的话，Jody Rosen 今年六月在《纽约时报》关于二零零八年 Universal Music Group 仓库火灾的报道本应引起更多关注。这场人类文化史上的巨大灾难十年来被 UMG（全球三大音乐集团中的老大）在公关说辞中掩饰与淡化，但她们在诉讼索赔时对事件的描述则诚实得多。数以十万计的母带灰飞烟灭，彻底消失于人间。损害是无差别的，无论妳处在音乐鄙视链上的哪个环节都难以幸免。

文章很长，我整理一些要点，加上自己的想法记于此处。还是推荐阅读全文。

• 声音回放的品质一直都赶不上录音品质。这一点和电影比较类似，和照片很不一样。「大部分人不知道，录音技术一直比回放技术领先几十年。今天我们能从原始录音中解码出以前任何时候都听不到的信息。」不过「能」是技术上的可能，而非听觉文化上的。在今天，「不在乎音质」几乎是一种道德制高点。
• 虽然流播服务上的音乐一辈子都听不完，但那只是所有录音中的一小部分。据美国唱片保存基金会的执行总监 Gerald Seligman 二零一三年的估算，在整个商业音乐曲库里，只有不到 18% 的音乐被转制并在流播和下载站上线。同样，未 CD 化的黑胶唱片也有很多。
• 保存旧音乐母带并不便宜。除了少数最知名音乐人外，大部分旧母带不能为唱片公司带来收入，反而不断耗费着不可小觑的存储成本。磁带遇到火就完蛋，但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数字格式也早就被证明更不靠谱：硬盘的保质期往往比旧的母带格式更短。在几十年里经历过多次火灾后，唱片公司选择将母带存储的工作外包给 Iron Mountain 这样的老牌巨头信息存储公司。但是，原本存在自家仓库的母带一旦搬家，就进入了「可以长存但无法读取」的深渊。这是因为在自家仓库往往还有少数相对熟悉它们的员工，凭经验和记忆可以大致知道哪个位置摆放的是什么母带。搬家之后，母带在空间上的存放顺序完全打乱，要在海量母带中按照需求寻找某一盘几乎不可能。不知名音乐家的母带状况更惨，后设信息（meta data）往往非常马虎，有时甚至连音乐家的名字和日期都没写。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谁在什么时候录下的音乐。
• 这重要吗？在中文世界，人们非常愿意接受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论述，即凡是被市场机制淘汰的作品，也就是不值得浪费成本去保存的作品。这种想法被互联网无限复制、永久保存的神话加持后，变得更加顽固。但显然，实体媒介被数字化后，永久保存依然需要成本。而以全球庶民之力，用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无损和高精度格式挽救音乐遗产的行为也只能算聊胜于无。因为私人乐迷虽然可以购买高级的唱机和声卡，但基本无法接触到最初的、保真度和弹性最高的媒介——母带。那才是需要保存的东西。
• 我想，「被市场机制淘汰的作品是否值得花费成本去保存」是一个村上春树所谓「需要说明才能明白的问题，就是无论如何说明都不会明白的问题」。它显然不是技术问题，也不全是艺术问题。它有一部分是政治问题，但最终归结于「人是什么？」的哲学问题。回答「是」的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行动，回答「否」「无所谓」、以及不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至少没有在往反方向努力。这大体来说还算是一种正面的状态。

日本的大型二手唱片连锁店 Disk Union 有一段英文广告文案。一读就知不是英语母语人写的，但正因如此，生鲜之力反而在两种语言摩擦的缝隙间渗出。内容上说，这段话虽是广告，但点出了唱片店相对于音乐流播服务的许多重要优点，而且它和我逛 Disk Union 时的感受完全一致，故抄录与大家共享。「漫步在音乐史的走廊」和「让美和灵感压倒自己」不是空洞陈腐的文字障，而是真实无比的体验。最关键的是，这种体验只能在实体空间获得。Gigabytes, terabytes, petabytes 都压不倒人；literally and metaphorically。

DIVE INTO MUSIC

Journey towards the world’s deepest music experience.

Nowadays, any song is just a click away.
Stream. Download. Share. Repeat.
This is the era of convenience.
Like collectively staring out at the same ocean from a distance.
We all listen to the same music. Any time. Anywhere.

But shouldn’t there be something more?
The fresh feel of a new record in your hands for the first time.
Traveling through the aisles of music history with your own feet.
Letting all the beauty and inspiration overwhelm you. (Rather than letting all the gigabytes overwhelm you.)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truly discover your own music,

That is why we must dive.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unexplored depths.
Encounter songs you’ve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Towards worlds you have never heard.
Further and further toward the limitless ocean of music.

DIVE INTO MUSIC.

Richard Stallman 宣布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电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辞职，原因是他为已故性丑闻主角 Jeffery Epstein 和被指性侵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先驱 Marvin Minsky 辩护所引起的风波。

他也同时辞去了自由软件基金会主席暨董事会成员的职位。

Sarah Mei:

一九九零年代我之所以不再参与开源运动（那时叫「自由软件」）就是因为 Richard Stallman。

不只我一个。

就在开源软件越来越被接受的关键时刻，他和他的信徒们将一整代女开发者拒之门外。

Star Simpson:

我记得在 MIT 读大一的时候，学长带着我逛校园，介绍经验。「妳看她办公室里的那些植物，」学长谈到一位教授时说。「CSAIL 里的女教授都会放大量绿叶植物。Stallman 很讨厌植物。」

Karen E. Robinson:

老天，植物。我都忘了有人靠养植物来赶走 Stallman。

Michael Love:

终于可以不再叫它 GNU/Linux 了。

由於香港的逆權運動（反送中），重讀了 Ian Buruma 一九九零年寫的「The Last Days of Hong Kong」（原載《紐約書評》，後收錄於《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其中引述鄧蓮如和李福善的兩段話，要是沒記錯的話我應該在哪個播客里提到過，但並未形諸文字。

鄧蓮如，一九九零：

跟你說，中國人的問題是個性太強，不適合民主。他們沒有紀律性，如果妳要為民謀福利的話這是相當難辦的。日本人當然非常非常不一樣。他們是有紀律的民族，所以他們可以有民主。

李福善，一九九零：

香港社會中的人在政治上不成熟。沒有普選就等於擋住了一批對社會完全沒有任何貢獻的人，對於政府形態一無所知的人，被無良政客利用的人。

林鄭月娥，二零一九：

香港社會是許多人共同建造的，但他們（按：指反送中示威者）並非社會的持份者。（They have no stake in society which so many people have helped to build.）

Ian Buruma, 一九九零：

香港的文化還不夠豐富，產生不了真正的頹廢。

Well，要說日本人的話，她們在一九二零、三零年代就有了真正的頹廢。也有人覺得比那更早。當「廢青」成為貶義詞，香港和中國離真正的頹廢又遠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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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窮人美 vs. 窮風流

关于 iPhone 11 发布会的想法还在整理，这里想先谈谈买苹果硬件送一年 Apple TV+ 的优惠（单独订是每月 $4.99）。二零一四年在播客里想像过苹果「包养」创作者的未来，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和 Netflix 一样，苹果每年也花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成本投资剧集。目前 Apple TV+ 打算在十一月上线的全都是原创独家剧集，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购买现成的影片库。

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剧集应该不只具有事实上的独家性，还要有内容本身传递出的个性上的独家感。HBO 就是这样一个品牌。她们的节目只能在她们家看，但我们更知道在那里看到的剧集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在这一点上，苹果作为一家内容制作公司的往绩很少也很差，TV+ 需要证明自己和以前不同。可是买硬件送一年的做法矮化了它。试想如果妳去买台电视可以获赠一年的节目，赠品若是 Netflix 或 HBO 可能会欣然接受，但若是电视机厂商自制的节目，可能就会觉得像是运营商「定制」的手机上预装的那堆垃圾软件。

如 John Gruber 所说，赠送的 TV+ 比较像是 Amazon Prime Video（而非 Netflix 和 HBO），一种对忠实顾客的奖赏，一份让妳留在生态圈里的诱饵。苹果的宣传容易让人以为必须拥有苹果硬件才能看 TV+ 的剧集，但正确的说法是拥有 Apple TV 这个 app 就能订阅收看 TV+。在苹果硬件以外，目前在部分三星智能电视上可以下载 Apple TV app，苹果也说未来会增加对「其它智能电视、机顶盒与电视棒的支持」。安卓只字未提，但既然 Apple Music 有安卓版，或许 Apple TV 未来也会有吧。

视频流播和制作对苹果而言是全新的业务。长期观察者都知道，这和她们的基因不大匹配。在这次的发布会开头，Tim Cook 说「把神奇的工具交给民众，她们就会做出神奇的东西」。这一表述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苹果确实发明了不少神奇的工具，但神奇性并不是创作者选择工具的标准。事实上，许多伟大的创作者使用的工具只不过是她手边刚好有的那件或是同行都在用的那件。反过来，获得神奇工具的人们，其作品的神奇性往往并不在于制作品质，而在于对于被体制所噤声的某种特殊欲望的注视。抖音上的视频就是这样一类作品。尽管苹果在企业管理和社会责任层面一直是多样性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在创作语言上她们一直是「优质暴君」。在苹果的世界里，妳不仅应该用高品质工具，也（只）应该做出高品质作品。这一善意但武断的先决条件恰恰就是创作的敌人。

Joi Ito（伊藤穰一）因为隐瞒已故娈童犯 Jeffery Epstein 的捐款从 MIT 媒体实验室辞职。除了《纽约客》的曝光文章外，曾在实验室工作的学者 Cesar A. Hidalgo 在啁啾会馆说伊藤对于西班牙裔的自己实行差别对待，并称他是「靠博客和枪手建立『学术』生涯的假学者」。

伊藤的确不是学者。他是投资人和顾问。二零零八年前后，Creative Commons (CC) 的概念在国内开始流行，他编纂的《Freesouls》我也买了一本，里面有张很帅气的坂本龙一照片。那个年代，光是拥有 Flickr 账号并用 CC 授权发布照片，似乎就证明了妳是文化进步派。围绕着那本书聚合起来的一些名字后来大都各奔东西了。

当时的伊藤和 Lawrence Lessig 等人力推 Creative Commons。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对于传统的版权观是一种补充，但十年之后，我们并未看到太多重要作品以 CC 授权放出。至于伊藤等人宣扬的「自由文化」和「共享」，那从来都是庶民自发借互联网之力创造出来的崭新文化范式。始自六十年代的邮件艺术风潮就是这种文化范式的先驱。CC 意在为这范式提供一种法理和权利基础，可惜并未成功。伊藤等人的行为，用今夏常见的话形容，可以算是一种试图「造大台」的「骑劫」。这很可能是好意，但依然难以成立。无大台的时代从那时已经开始。共享行为和自由文化都不需要论述来推动。

我不是无大台主义者。但我的确反对某些人一见互联网上有什么小波澜，就迫不及待地总结出一套论述，期待有朝一日维基百科上会将荣耀纳入她的名下。这是对互联网和庶民缺乏信心的结果：光是妳们自己自发搞搞是不行的，师出要有名，名正则言顺。有趣的是，在 Hidalgo 的话里，也流露出对于「博客」和「脱口秀」的鄙视。不入流。不是话语圈的一部分。不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建制中人很多如此。科技圈最鄙视博客的当然是苹果，乔布斯教她们的。而这也最荒诞。博客是苹果的好朋友。在 Mac 上写博客最舒服，读博客也最舒服。关于苹果的博客最多，而且它们大部分直到今天还有很好的 RSS 支持。苹果向主流民众传递信息大可依靠王牌杂志、电视台以及自己高度控制的发布会，但博客在苹果和重度用户之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谈 open web，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谈博客。老爵士乐迷想起六零、七零年代，眼前浮现的会是《Down Beat》杂志；再过二十年，我们想起全盛时期的苹果，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一个个博客介面。

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示威者，痛恨者有之，敬服者有之。敬服者多是因为她们为信念与理想牺牲的勇气，以及在抗争实践中的进化能力。而此处有一种虽同为敬服，但实则相当不同的声音。Ian Miles Cheong 九月三日在啁啾会馆（Twitter）发了一段《苹果日报》视频，点评说其中的示威者如何用液态氮对付催泪弹，「看看化学系毕业生是如何对抗暴政的。」执笔时，视频播放量高达百八十万，转推者三万四千，点赞者逾十万。

如此刻身在现场的 Zeynep Tufekci（《啁啾会馆与催泪弹》作者）所说，示威者用的是水，不是液态氮。但这并非简单的科学细节错误，而是关乎媒体和民众如何呈现、如何看待示威者。Tufekci 说：

……我看到很多极右翼有类似的错误说法，并且开始讨论「亚洲人智商高」。所以这并非单一的错误，而是一种思维模式。此外，对于这些年轻人也不公平。她们需要的是有志一同，而非顶礼膜拜。

以及：

……所有那些被疯传的东西要么就是宅男的幻想，更糟的则可能是极右翼在炮制有关智商和人种的妄言。香港示威者是勇敢的、年轻的、也是孤立无援的。

当看着《生活大爆炸》长大（十二年前开播）、将「聪明即性感」挂在嘴边的人们接受了把香港示威者呈现为高智商/高技斗士的论述后，示威者就会得到她们的崇拜，而不是同情与支援。Tufekci 点出的「孤立无援」非常重要。没错，有中产市民主动开车接载那些由于公共交通被关停而困在路上的示威者，有年届花甲的老人上前线试图保护年轻人，支援反送中的众筹活动能在两小时内筹集百万美元，但示威者依然是脆弱而孤绝的。她们的体脂含量可能和警察差不多，但那不是因为她们和后者一样也练就了六块腹肌，而是因为她们中的很多人骨瘦如柴。她们是面对力石彻的矢吹丈。

（另，中国人里，看到她上面的话第一反应是「亚洲人难道不是智商高吗？」的比例有多少？）

我不知道 Daniel Eran Dilger 多大。一九九零年之后出生的人只用手机和「智能音箱」听过音乐也并不奇怪。若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能说出「HomePod 是立体声音箱」这种话。

不必讨论概念问题。近几十年乐坛在小范围内有单声道回潮的现象，有些六零年代的唱片再版时会同时收录每首曲子的单声道和立体声版，比如这个版本的海滩男孩《宠物声音》（The Beach Boys’s Pet Sounds）。用 HomePod 比较一下两版，再戴上耳机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所有耳机都是双声道立体声）。在 HomePod 上听是没有实质区别的。

无论录音本身是立体声还是单声道，单独一个 HomePod 播放出来的就是单声道音乐。这很容易习惯。但有趣的是近年的 Mac, iPhone 和 iPad 都在不断改进双声道立体声。一路用下来的朋友应该都会发觉这些设备的内置音箱播出的双声道立体声比其它大部分立体声设备「更立体」（iPad 和 iPhone 要横过来听）。这主要体现在声音的左右分离感和空间感更强，有时甚至会有人头录音的幻觉。也就是说，苹果最高级的音箱大部分时候是作为单声道设备使用，但其嵌在其它设备中的双声道立体声音箱却在不断强化双声道概念，而后者的用户数量显然远远超越前者。被营销人员划定为更在乎的音质的客户很可能生活在单声道的世界，反倒是不那么在乎的人每天在用耳机或内置音箱听立体声。

（关于单声道的好处可参考这一集《一天世界》播客。）

二十年前的八月廿三日，最早的博客系统「Blogger」上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博客在初期是没有标题的。看看这位朋友贴出来的早期 Blogger 介面，谁能说它不是啁啾会馆（Twitter）呢？所以 Evan Williams 日后去做啁啾会馆其实只是重新做了一遍当初的 Blogger。

博客更自由，但前提是妳自己租服务器托管。这件事难度不高，但心理门槛依然不低。如果 Blogger 在用户活跃度上日日攀升，它最终也会变成今天那个充满限制的啁啾会馆。

所以为什么不自架博客？文人毕竟有独立办刊的传统。掌握自架博客的技术一定比掌握杂志出版的整套技术来得简单，不是吗？现在想来，可能不是难度问题，而是一种彻底的范式转换。独立办刊的世界其实就是今天的新浪微博世界，一群仝人和她们周边的人构成了熟悉的读者圈子，要打笔战也都是知根知底的。相比之下，博客的匿名性太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