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青記敘已故收藏家王季遷（C.C. Wang, 1907–2003）關於繪畫鑒賞的觀點：

「看畫跟欣賞京戲一樣，喜歡京劇的，真正懂京劇的行家，是聽，聽味兒，聽名堂，在戲院裡是側坐在茶座上，偶爾看看舞台，那才是高水準。還有多數的人，說是喜歡聽戲，並不真懂，實際上是在看，那麼看戲，就是看熱鬧了。例如著名的《四郎探母》，非常好聽，但是聽不懂的人是在看，要是這樣，那還不如弄個『五郎探母』、『六郎探母』的，肯定比《四郎探母》熱鬧、好看，但那叫看，不叫聽。」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於是便問：「那您覺得在歷史上，誰是值得聽的，誰是看的呢？是不是早期的如宋元繪畫才值得『聽』，後來，尤其到清朝，都注重形式，熱鬧了，是不是就只能看了？」他說：「不對，你的這個觀點又太片面。要想『聽』董源、黃公望，沒問題，但是晚期『四王』的繪畫筆法，一樣有味兒，一樣值得『聽』，別以為熱鬧的就沒味兒，關鍵就是要真的理解什麼是《四郎探母》、『五郎探母』。這樣說吧，董其昌的畫就是『五郎探母』。」——《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法國經濟學、社會學家 Jacques Attali:

For 25 centuries, Western knowledge has tried to look upon the world. It had fail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world is not for the beholding. It is for hearing. It is not legible, but audible.（兩千五百年來，西方知識界一直試圖觀察世界。她們不明白世界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聽的。它無法看得懂，卻能聽得見。）——《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點此讀豎排版）

我今早在 Twitter 說（一，二）：

去电影院看电影。旁边的女人时不时掏出手机看微信。有时大概就随便刷刷，但有几次做了我前所未见的事：在微信上向看过这部电影的人询问剧情进展，然后告知身边的老公。口中还念念有词呢：「我来问问。」

我现在觉得中国电影院里说话的人多和看字幕也有关系。如果对白是靠听的，说话就可能错过对白。华语片场内也有人说话吗？

@wallacejoeygood 回应：

如今大部分人看华语电影依然离不开字幕。

这一直是我的假说：由于长时间大量观看外语电影，对字幕的依赖磨损了主动聆听的能力，从而导致很多中国观众的华语听力也跟着下降，看华语电影也多少需要字幕了。

我相信华语片场内也是有人说话的。和「看」相比，「听」对于大多数人类都是一个次要的官能刺激，但对于某些人几乎已经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在飞机上拿出电脑伴着引擎声看字幕版美剧并且不戴耳机的人，见过吧？

算是一种听觉阉割。

孙志超：

现代电脑与博弈论的重要创始人冯诺伊曼，曾说过：「到底有什么是电脑做不了的？只要你把被认为是电脑无法解决的问题描述清楚，电脑总能找到一种方法解决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把什么是「创作」和好的「作品」定义清楚，人工智能就可能实现你所想要的。

完全正确。

艺术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击碎你的定义（遑论「清楚」）。艺术不是为了实现你所想要的，它应该是 Brian Hanley 往自己大腿上注射的那一针由他自己设计的基因。

孙先生的这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的另一个问题是把算法当作了「它者」。算法，在他们眼里，是相对于「我们」的「它们」。我们负责描述需求，它们负责实现需求。在这种仿佛无尘实验室一般清洁的世界观里，机器是没有地位的。

本质上，这是一种「电脑和软件什么的感觉好冰冷，我不喜欢」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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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I see the best minds of my generation destroyed by lack of madness, starving sterile minimalistic

杨牧在「卜弼德先生」里写汉学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一九七零年，卜弼德给杨牧的论文写了一份长长的评语，很特别地用了绿墨水：

……后来有人告诉我，卜弼德先生数十年来极少写那么长的信；但那人又说，他用绿墨水写，是因为要使那长信自动消灭，因为绿墨水不能复印，而且容易褪色，有朝一日，他在这信上讲的话都会烟消云散，等于没讲。

「卜弼德先生」一文收录于洪范书店出版的杨牧散文集《柏克莱精神》。

金泽：

开放带来创造，但是它对用户要求相对较高，它要求它的用户具有极强的筛选信息的能力和主动搜索能力。

而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恰恰相反，他们渴望被告知，渴望被 push 信息，他们自主检索信息的能力相对不高，微信的用户挺符合这个标准。

做产品的时候把用户假定为能力有限的「绝大多数普通人」，是产品经理们被市场训练出来的信条。但这不是正确的做法。用 Jedi Lin 的话说，「吾辈要认知但绝不接纳这个现状」。

（而且，几亿人同时符合某个标准，这样的事情真的存在吗？）

「Lowism」在中国风行十年，「不够 low」很多时候已经被黑白颠倒为一种缺陷。「中国人/中国用户就是怎样怎样」成为一种不需要证明的真理。

伟大的产品能提升用户，因为智能设备已经是社会 ambient 环境的一部分。智能设备已经不是工具了。更加不「只是」工具。它们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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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柏克莱没有神。

茶餐厅内，一身西装经理模样的人亲自服务食客：「系咪你地架？吓？系咪你地架？」没有回应，换成拖长尾音的港式普通话：「是不是你们点的啊？嗱。问你们要出声回答，不要玩手机。」

以日本的服务标准看，大概是超越极限了吧。对着客人说教？！

或许是听不懂粤语的客人，或许不是。在玩手机的确不假。

如果客人听得懂粤语，或者明显看出是本地顾客，经理还会加那句「不要玩手机」吗？

这不是正确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如果客人等菜时读书入了迷，没有及时回应经理的询问，算是无礼吗？经理这时还可以/还会说「不要看书」吗？

如果读书人偷同样算偷，那么「玩手机人」无礼当然也算无礼。

「Absolute Ego Dance」是 Yellow Magic Orchestra 一九七九年的作品，由细野晴臣作曲。在网易云音乐上我们能听到这首歌的专辑版，与此同时还有一个 music video。目前在这个 MV 下面有十一条评论。有人说「后面的松武秀树」（经常和 YMO 巡演的工程师与作曲家），有人说「教授辣么酷～」（「教授」系 YMO 成员坂本龙一昵称），第一个留言的人说「卧槽，竟然有 YMO 的 MV」。

唯一的问题是这里没有松武秀树，没有教授，也没有 YMO。这条视频里出现的是一个专门翻奏 YMO 作品的组合「CMO」（Chiba MO），视频是她们二零一一年圣诞节的现场表演，原版在 YouTube 上。

非但如此，熟悉「Absolute Ego Dance」的人都能听出，网易云音乐上搭配这个现场视频的根本就是专辑版原曲。换句话说，有人从 YouTube 上抓取了 CMO 那次现场的视频，并把音轨部分换成了专辑版的「Absolute Ego Dance」。和原版比，CMO 的翻奏版在编曲上有明显改动，并且为了配合圣诞节在中段以后混入了 James Pierpont 的「Jingle Bells」旋律。

估计是算法「自动抓取」的结果，但显然那十一人并不在意。

人工智能是否还在初级阶段，取决于人类智能在什么阶段。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人类是很乐于将自身智能降级，以便人工智能早一点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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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蔡依林的部落格

人坐在了原本并不是设计来给人坐的物体上。

有的东西看上去就像是可以以某种特定方式交互的样子，比如圆形把手看上去就是可以抓住并转动的，设计理论称此为 affordance。

通常，拥有特定高度和面积的平面会被视为可以坐的。但图一里的物体是球面而非平面，图二平面的面积并不能很好地安放臀部。对于坐在这些物体上的人，面积、平面和高度这三个要素里，只要高度合适就可以坐。拥有椅子的 affordance 的物体大大扩展了。

为什么要坐？因为疲劳。第一张图的环境——火车站——的确很容易遇到疲劳人群，可以讨论的是设计师有没有安排出足够多的可以坐的地方，但这并非本文重点。第二张图是步行街。步行街上的人也会累，但消费的喜悦和城市文化带来的感官刺激部分冲抵了肉体上的疲劳，而且图二中的人看上去更像是把这个区域当成了某种用以休憩的公共空间。或许他们只是饭后出门散步，或许他们的另一半正在身后的商号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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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诞琦在她关于纳尔逊博物馆的文章「在堪萨斯城回到宋朝」里，对于在馆内练习瑜伽冥想的人表达了不满：

我在中国庙宇厅里站了许久， 仔细端详着元代壁画和辽代木雕， 那么宁静、慈悲、壮美。所以我都没有意识到我身后已经鱼贯而入涌进了十几个人，披头散发，穿拖鞋，衣服宽松得近乎不雅。领头的那个大叫一声：「大家开始吧。」他们纷纷打开了瑜伽垫，开始打坐冥想。

一开始还能称之为打「坐」，不一会就成为了打「躺」，躺在瑜伽垫上，趴在瑜伽垫上，也有男女互躺在一起，露出半个胸半个屁股了，口中念念有词。

门卫就在外面，我叫住他，「这样的事情你就不管管？」

他耸耸肩，「博物馆是公共场所，很多展品恰好是宗教性的，那么一些人跑过来，要发挥这些展品的宗教功能，岂不是天经地义？」

我没有和他继续争论，心中却一阵难过，我想象着七八十年前， 有人从广胜寺挖下了这幅壁画，从智化寺卸下了这方藻井。那是本属于我们的佛像，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宁静的空间，而现在却横陈着这些看起来磕了太多药的嬉皮士。

沈小姐和「嬉皮士」们对博物馆空间的功能有不同理解。如果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嫌鄙那些与众不同地利用博物馆空间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嫌鄙上图中与众不同地利用路障的人？而如果坐在路障柱上属于「没犯法，管得着吗？」，那么在博物馆练瑜伽是否也是？人要累到什么程度，「体面地坐着」的优先级才会（才应该）大幅下降，让位给「无论如何都要坐着」？我们当然不能假定所有坐在这些物体上的人都是慵懒懈怠的家伙，但我们同样不能假定她们都是重体力/重脑力劳动者或是某种非坐不可的病患。中国过去有「舒服不如躺着」的说法，丘吉尔也说能坐为什么要站？但现代健康管理理念有相反的主张。上述两个例子同样是对公共空间的非常使用，但其对身体的自觉意识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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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微信最大的批评是微信公众号不允许外部链接，即无法给文中任意文字添加 URL。昨天在王博源的帮助下我意识到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

大部分微信公众号的文章确实不能加外部链接，这事实上造成了对万维网（web）的阻隔。但根据腾讯的这个客服页面，已开通微信支付的公众号是可以插入外部链接的。

如何开通微信支付？妳的账号必须是认证的政府或媒体类订阅号。

如今我们见到的大部分自媒体——包括个人和完全正经的互联网公司创办的——都不被视为媒体类。原因也很简单：没证。（「缺乏相关『资质』」。）

Vice 中国有证。所以她们的公众号里有外部链接。这样的很少。

（本文仅涉及微信订阅号，不涉及服务号。）

關於廣州五羊小學推出粵語教材《粵讀羊城》的事（知乎討論），首先可以確認這的確是螳臂當車，因此必須支持。

昨天講到現代性，上周談到好今和好古，在此均可作一延伸。在新聞裡，我們看到一位名叫饒原生的文化學者打出「學粵語，萌萌噠」的幻燈片，並試圖告訴學生「萌萌噠」在粵語里有現成的說法：幾盞鬼。

問題當然在於學習自己本地的語言或方言既不萌萌噠，也不盞鬼，而是分內之事。這張幻燈片同時扭曲了萌萌噠和盞鬼兩個詞。學任何語言都可以有趣，但這種有趣是指有樂趣，而不是盞鬼。北京話可以很逗，但妳不會說學北京話本身是一件很逗的事。

很多試圖推廣、教授粵語的人，以及單純喜歡粵語的人，都非常在意這種萌萌噠的感覺。正是這種在意阻礙著粵語以一種現代、摩登的姿態活下去。活的語言可以用來描述討論任何事物，包括編譯原理、機器學習、參數化設計、拉美文學。我們應該克服初期的彆扭感，大方、大膽地用粵語討論現當代話題。蒐集一些「我爺爺還經常說，現在已經被遺忘了」的「地道」粵語詞彙來強化那種萌萌噠的感覺、體味粵語豐富的表現力，最終結果必定像是在海外唐人街遇到恍如生活在時間膠囊里的老華僑，對絕大多數當代生活的新題目都只能說一句：「呵呵，呢個用白話唔知點講喔。」（呵呵，這個用粵語不知道怎麼說啊。）

在《粵讀羊城》里有一段介紹已故廣州說書人張悅楷的文字。編教材的人試圖以此教大家「說書人」的粵語詞彙「講古佬」。但僅僅知道舊日的廣州存在「講古佬」這種職業是不夠的。學會了「講古佬」一詞的人如果日後成了編劇，在和通曉粵語的同行討論美劇的編劇技巧時，會不會用「講古」來對應英文的「storytelling」？會不會覺得「講古」的地方色彩始終還是太濃，最終用「敘事」代替？Story 和 tell 都是非常簡單和日常的口語化詞彙，「講古」的地方色彩是否可以被其與英文原文同等的日常性和口語性衝抵，從而成為更加恰當的對應詞彙？地方色彩有什麼問題？和如今全球各地興起的新本土主義（nativism）運動如何比較？如此就牽扯出了一系列和現代性相關的問題。

當喬布斯說「The most powerful person in the world is the storyteller」的時候，妳是否願意用「講古佬」來翻譯 storyteller？「說書人」呢？恐怕大部分人還是覺得「說故事的人」或「敘事者」更合適，但中國人並不會在生活里講出這兩個詞。

好古和好今之間的張力，也正是在對這一類問題的思考中浮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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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聆聽：《無次元》第廿一期：為啥勿可以？Why not?